在对泰戈尔的批评中，严肃的思想分析，被浮躁、尖刻、只图快意的声音淹没。一篇评论，题目竟就叫作《泰戈尔是个什么东西》。

　　比较起中国学者对他的激烈批评来，泰戈尔对此的反应是平和的、有风度的，一片温柔宽厚的仁爱之心。五月二十日，他在上海慕尔鸣路三十七号园会上所作的告别辞中说：“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吩咐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的不会存心与他们作对；我没有力量来阻碍他们健旺进步的前程。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们奔赴贸利的闹市。”

　　应该说，泰戈尔被误解了。实际上，泰戈尔恰恰因为拒绝抑制西方文明--特别是科学而长期得不到自己同胞的原谅。实际上，早在泰戈示访华的四年前，当在美国留学的冯友兰问他对中国有什么建议时，泰戈尔就说：“我只有一句话：快学科学！”

　　泰戈尔既不是激进的革命者，也不是保守的民族主义者。比起甘地，他缺少行动的色彩，但放弃英王赐爵、公开演说，抗议英国当局的高压政策，己经体现出一位诗人的爱国情怀。他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们有着很多的相同而不是相异的东西：他的诗歌的象征性对于我们的新诗发展富于启示性；他甚至在短篇小说里创造了泰戈尔式的”娜拉”；而且，应当说，作为一个殖民地国家--真正“亡了国”的诗人，泰戈尔对东西文明的思考可能更沉痛，对西方文明的了解可能更深。

　　他的文明观和文化态度可能因此会给我们更多的借鉴。可惜某种“接受情境”从一开始就使人们把一个丰富的、有时是矛盾的泰戈尔”简化”成了一个批判的靶子。

　　中国人对泰戈尔的“接受情境”就是当时中国知识界与政冶的复杂关系。

　　五四之后东西文化论争的继续是梁启超考察第一次世界大哉后的思之作--《欧游心影录》引发的。受梁启超之邀来华访问的泰戈尔，其文化思想与梁启超访欧后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多少暗合。不免被人看作是梁启超拉来的援兵。另外，粱启超虽然已经绝迹政界，但担着一个“研究系”的污名，晚年一直为人垢病。

　　就在泰戈尔访华前后，陈独秀就曾发衷《研究系之丑表功》《梁启超勿忘今日之言》等文批评梁启超。陈独秀文章中说“泰戈尔到北京，竟染上了军警和研究系的毛病。造谣诬陷而己”--听着好没有来头，其实背景就在于此。

　　民国以来深远复杂的政治纠结。哪里是一位初来乍到的外国诗人所能理解的，中国的学术评论一直就存在着仅仅以政治划界的传统。其实，即使没有思想的契合，即使没有讲学杜，对泰戈尔访华，梁启超也是责无旁贷的。据徐志摩的一篇文章，他们是一九二一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著作者协社最早的两名亚洲名誉会员。而这个组织就是为了“著作家游历时，各部应相互招待。和睦友谊。”但梁启超出头，泰戈尔也就沾了梁启超的“包”。梁启超在欢迎词中把泰戈尔比作千年前的鸠摩罗什。就不免让一些人听着恶心。鲁迅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语丝》上发表了一篇杂文《照相》，其中提到泰戈尔访华。语带讽意：“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以文气和玄气......”，显然是以当时中国的“科玄论争”--五四之后的东西文化论争划界的。而梁启超就被看作是在“玄学”一边的。

　　五四以来中国东西文化的论争，本来就不只是“文化”的论争。而是在论争什么样的文化可以强国。以这个角度看，一个亡了国的诗人来到中国“上课”，根本不够资格。当时有一个名词，叫“象的民族”--“拿象来比譬东方民族的性质”不见得有多少侮辱的含意，只是反映中国人不愿意接受印度民族的历史命运的心情。因此针对泰戈尔的“驱象党”也就可以埋解了--反映了在国危民艰的背景下渴求富强的中国人不能以一种平常心把泰戈尔来接受为普通的文化交流罢了。

　　在一个特殊的时代里，人们曾对一位诗人“如临大敌”。

　　(编辑：羚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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