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绍铭

　　话说阿城北京的家附近有一家饭馆，一九六六年“文革”时贴过一张告示，“大意是从今后只卖革命食品，也就是棒子面儿窝头，买了以后自己去端，吃完以后自己洗碗筷，革命群众须遵守革命规定。”一九八六年，亦即“文革”后整整二十年，阿城看到这家店桃花依旧，但贴在墙上的告示语气和内容不同了：“本店不打骂顾客”。

　　阿城的《闲话闲说》(1994)是他1987年至1993年间演讲稿的结集，围绕着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这两个题目发挥。时报出版公司在书背介绍这位以《棋王》和《孩子王》知名的作者，特别提到他不但是小说的大行家，随笔也是极品，说他“运用中国文字已臻化境，可说是天生的文体家”。

　　此非过誉。看过《棋王》的读者想都会同意，他的小说语言，出神入化。看过《闲话闲说》所收的七十七篇讲稿后，谅也会看出他写随笔，也一样得心应手。他的文字极富现场感。阿城生命力充沛，对俗世依恋无限。凭着这种心性，他每能在我们认为鸡毛蒜皮的琐事中看出宇宙的神奇。

　　这种心性孕育出来的文体，风格独特。且看他怎样评价张曼玉：“你们看张曼玉，五花八门都演的，我看她演阮玲玉，里弄人言前一个转身，之绝望之鄙夷之苍凉，柏林电影奖好像只有她这个最佳女演员是给对了。”

　　《闲话闲说》所收，因是演讲稿，现场感更为显著。说的既是“闲话”，讲者忍不住时也插进一脚，拿自己开玩笑。中国文人少有自谑的雅量。阿城是个例外，而且“谑”得非常到家。他说自己小时家穷，买不起书，总是到书店站着看，所以“养成个驼背水蛇腰，是个腐朽文人的样子”。

　　这种“打书钉”习惯，到了美国，还是改不过来，因为中文书的定价太贵了，像李昂的《迷园》，就卖二十几美元。怎么办？只好求其次，干脆拿了书在店里读。可惜这种好学不倦的精神没人欣赏，因为“背后的老板娘不久即对别人说，大陆来的人最讨厌，买嘛买不起，都是站着看，而且特别爱看‘那种’的。这老板娘真算得明眼人，而且说得一点儿不差。店里只有三个人，我只好放下《迷园》，真是服气这世俗的透辟。这老板娘一身上下剪裁合适，气色灵动，只是眼线描得稍重了。”

　　李昂的《迷园》，内容有部分不宜儿童观看，老板娘因以“那种的”作识别。龚鹏程为金枫出版社《笑林广记》作序，引了《笑林》，一条：鲁有执长竿入城门者，初，竖执之不可入，横执之亦不可入，计无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圣人，但见事多矣，何不锯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

　　这是一则笨人遇上“聪明笨伯”的故事。龚鹏程说得有理，“利用对比与反衬，烘托出一个惹人发笑的场面：文字表面很温和，不愠不火，却是运笔如刀，深刻万分。”龚鹏程把这种笔法称为“冷隽”，很是恰当。

　　阿城的前辈中，钱钟书文字功力当然可以充当“冷面笑匠”，但他立场惯于居高临下，不像阿城那么“世俗”，肯把自己的馊事抖出来笑话自己。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寻根文学”成为一时之尚，有些论者看到他的小说可以跟“固有文化”拉上关系，就顺理成章地把他纳入“寻根派”。也有唱反调的，一声不响就把他拉抽出来另作安排。这种给作家拉锯式的定位，使他觉得被“描得一副踉踉跄跄的样子”。

　　阿城姓钟，“父母在包围北平的共产党大军里”，为他取名叫“阿城”。儿子认为俗是俗了点，“却有父母纪念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战略成功的意思在里面。”十多年后他下乡插队，碰到一位不懂农村包围城市原委的拆字先生，一本正经地跟他说：“你这个‘城’字是反意”。他想了想，觉得这真是“宿命”。

　　钟阿城冷隽的笔锋，时而颠覆自己，时而挖苦别人，无往不利。你看他怎么看欧洲的君主立宪国家。据说有一小国的孤家寡人，觉得自己的青春整天消耗在王室的繁文缛节上，很不是味道，曾多次向议会请求自废其位，公民却不答应。为什么呢？阿城说：“保鲜的活古董，又不碍事，留着是个乐子。另一个例子，你们看英国皇室的日常麻烦让几家英国报纸赚了多少钱！”天生有幽默感的人，自会苦中作乐。话说阿城北京的家附近有一家饭馆，一九六六年“文革”时贴过一张告示，“大意是从今后只卖革命食品，也就是棒子面儿窝头，买了以后自己去端，吃完以后自己洗碗筷，革命群众须遵守革命规定。”一九八六年，亦即“文革”后整整二十年，阿城看到这家店桃花依旧，但贴在墙上的告示语气和内容不同了：“本店不打骂顾客”。

　　这不是小说家言，阿城每能在世俗的生活中找到乐子，真绝。他到美国定居后，少见他的新作了，教人怀念。

　　◎刘绍铭，学者。现居香港。著有《职业看书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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