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雨 编译

　　1946年10月16日凌晨，纳粹德国驻波兰总督汉斯·弗朗克走上纽伦堡的绞架，行刑前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历史洪流匆匆逝去，不待千年淌过，世界已改换了容颜。希特勒和他的帝国覆灭60周年之后，52%的德国人承认，他们对纳粹“知之甚少”；另有13%的人“几乎一点都不了解”纳粹德国曾经做过什么。

　　寻找回来的世界

　　2004年11月9日，德国纪念柏林墙倒塌15周年。在所有庆祝活动里，总理施罗德讲演里的一句话分外耐人寻味：他把11月9日称为“一个充满耻辱、引人深思的日子”。这句话让人想起1938年的另一个11月9日。那一晚，德国爆发了全国性大规模排犹运动，一座接一座犹太教堂被付之一炬，犹太人开的无数商店被砸，粉碎的橱窗玻璃洒满大街小巷。是夜，成为德国历史上有名的“水晶之夜”。

　　施罗德总理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唤回了人们对纳粹的记忆，也赋予这例行公事般的纪念活动新的含义。德国，正经历着重新审视13年纳粹历史的重要阶段，施罗德的这句话，正赶在了鼓点上。

　　半个多世纪以来，纳粹早已盖棺论定。然而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以来，德国的年轻一代既想摆脱纽伦堡法庭做出的简单而程式化结论的束缚，也不愿接受苏联标语口号式的论述，他们试着揭开“潘多拉的盒子”，想看看在黑暗里尘封已久的那段历史到底会放出些什么。这支拜访往昔的浩荡大军，由历史学家打头，以文学家跟进，周围有电影导演摇旗呐喊、烘托气氛，出入于往昔与现实之间，让后人从镜子里仔细观察那段黑暗的历史。

　　新视点，新思维，新辩论

　　然而，历史毕竟不像数学、物理一样可以严密求证，推导出惟一的答案。于是，近20年发掘历史的过程中，论战笔仗在所难免。围绕纳粹一十三年历史所阐发的种种新视点、新思维之中，对思想界震撼最强烈的一股思潮的代表，当推美国人戈德哈根。这位48岁的哈佛教授在详细考证纳粹时代路德维希堡法庭遗留的卷宗之后，于1997年出版了《自愿听命于希特勒的刽子手》一书，在思想界掀起轩然大波。在这本书里，戈德哈根以充足的事实证明，在希特勒掌权的年代，绝大多数德国人或麻木不仁，或以狂热的精神状态，自愿追随这个混世魔王，效命于他的种族灭绝政策。而依据战后长期流传的“官方”说法，希特勒和他的手下，只不过是一小撮狂热的法西斯分子罢了。

　　历史学家在思想界搅起滔天巨浪在前，文学家推波助澜于后。当今德语作家里的中流砥柱大多出生在纳粹横行之时，不觉中鬓边已见白发。他们希望把自己描写成纳粹的受害者，打心眼里不愿意沉陷在历史的泥潭中，以“法西斯一代”的身份为自己书写墓志铭。被视为德国戏剧界和小说界巨擘的马丁·沃尔泽(1927年出生)率先发出呐喊。1998年，这位拥有广泛读者的作家发表文章，声称自己已经说够了“‘负罪’一类的陈词滥调”。马丁·沃尔泽的言论立刻激起一片应和之声。各类期刊和报纸上，读者来信连篇累牍。许多读者在信里称赞沃尔泽“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同时如释重负，轻舒了一口气。担任过汉堡市长的克劳斯·冯·杜那尼感谢沃尔泽喊出了大多数人脑海深处翻滚数遭而始终不敢高声道出的心语：难道说，儿子都要为父辈犯下的罪行负责？年轻一代的德国人还需要像父辈一样，跪倒在全世界面前祈求宽恕吗？更何况，许多人的父辈当年亦曾投入到反对纳粹的战斗之中，岂可一概而论？

　　还有一些作家，用另一种方式追忆历史。出生在但泽(即格但斯克，波兰城市，二战中被纳粹占领，1945年重归波兰——译者注)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代表作《铁皮鼓》)被视为对纳粹抱有好感的一类作家。2002年，格拉斯发表了新作《侧身而过》，这部小说以“威廉·古斯特洛夫”号(1945年1月，该船满载德国平民和新兵撤离波兰返回德国途中被苏联潜艇击沉，死亡数千人——译者注。参见本刊今年第1期《波罗的海的“泰坦尼克”》一文)沉没为主线，提到了随船而逝的9000多名乘客。必须指出的是，“威廉·古斯特洛夫”号上搭乘的难民，多是波莫瑞人(波兰西北部地区居民)和普鲁士人。这部小说就把德国人民变成受害者了吗？并没有。

　　然而，格拉斯没有做到的事，被自学成材的作家乔根·弗雷德里希(生于1944年)做到了。他以翔实的资料为后盾，写下了畅销书《烈焰》。在这本书中，他不遗余力地描述了2000架盟军飞机的地毯式轰炸给德国大地带来的梦魇。这些长着翅膀的魔鬼，每天晚上从英国起飞，把德国投进炼狱的洪炉之中，整片国土沦为巨大的火毯。弗雷德里希笔下的德国人，破天荒被放到了受害者的位置上。

　　怀旧，还是翻案？

　　马丁·沃尔泽、格拉斯，还有乔根·弗雷德里希，这些作家在收获大批喝彩的同时，遭到来自对立面的猛烈抨击。德国犹太社团主席伊格纳茨·博比斯怒火中烧。犹太人因为纳粹付出过什么样的代价，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他知道，种族主义逆流如何在今天的德国泛滥，亲纳粹团伙如何渐渐复苏，有多少犹太人墓碑被泼上肮脏的油漆……整个国家就像等待点燃的柴堆。于是，他用“纵火犯”来指称沃尔泽。弗雷德里希描写烈焰遍野的德国的时候，并没有顺便提一提伦敦和考文垂(英国城市，1940年在德军轰炸中几被夷为平地，是英国所有城市里空袭受损最严重的地方——译者注)。难道，不是戈林的飞行员们作孽在先吗？

　　有个背景可以间接地解释这种现象。15年前发生的两德统一让一部分德国人陷入焦虑之中。遥想当年，科尔总理敲响统一的鼓声，东德国人在融入挥舞着马克的西方阵营的一刻，心中不免添了一丝苦涩，觉得自己成了二等公民。失业率居高不下(18%)，经济疲弱无力，加重了东德人恐慌的心情，所谓的“德国经济奇迹”，离自己是那么遥远。与此同时，整个欧洲盯紧了这个背负了沉重历史包袱的“大德意志”。欧洲人惊讶地看到，要求归还1945年被划进波兰的原德国领土的声音出现了；呼吁重新修订奥德河-尼斯河边界(河道以东原为德国领土，与波兰交界。苏联因二战中边界西移侵占了部分波兰领土，二战胜利后遂把奥德河-尼斯河以东原属德国的领土划到波兰境内，作为自己侵占波兰领土的补偿——译者注)的声音出现了；甚至有人为战争中被炸毁的德国城镇呐喊，要求昔日盟国予以赔偿……怀旧的气氛在电视节目里弥漫开来。

　　作家们心中的“纳粹情结”也是产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作家博托·施特劳斯(1944年出生)的一席话堪为点睛之笔：“我们出生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这一独一无二的历史时期，它在我们记忆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每当提及这段历史，不禁感慨韶华已逝。我们与那个年代的距离渐渐拉远，但是不能抹平它在我们生命中深深刻下的烙印。”不愿继续背着负罪的包袱前进，愿意以新方式观察纳粹德国曾经的所作所为，确是人之常情。然而，民意调查也告诉我们，52%的德国人承认，他们对纳粹“知之甚少”；另有13%的人“几乎一点都不了解”纳粹德国曾经做过什么。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所做的一切，能够保证不被引入歧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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