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与本文作者（右一）在一起

　　□朱和平(北京)　　

　　我出生于1952年10月。爷爷听说自己添了第二个孙子，非常高兴，说：“现在正值朝鲜战争进行和平谈判，就叫和平吧！”

　　我出生后8个月就被抱到了爷爷和奶奶(康克清)身边，从1953年6月9日我随爷爷和奶奶住进中南海到1992年4月22日奶奶去世，我总共在两位老人身边生活了近40年。　　

　　亲族中50多人要求来北京，爷爷知道后非常生气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家里曾经有很多小孩，他们都比我大。等我稍微长大后才知道，建国后不久，爷爷为了报答老家的兄弟们支持他干革命的恩情，就对老家的人说，可带三五个亲族中的小孩来北京上学。没想到这人回去后，就将亲族中的50多人送到了西南局，要求来北京。

　　爷爷了解情况后非常生气，他感到虽然是建国了，但我们的国家尚不富裕，老家“哗啦”一下来这么多人，那将给国家带来多大的负担！于是就给西南局写信：

　　率五十二人之多，已到渝，再欲来京，是犯极大错误的行动。他回家时我只允许他带三五个小孩，六岁到十三岁以下的为止。他竟将亲族都带来，浪费公款，又使他们脱离生养来作寄生生活，是十足的封建思想作祟，我请统战部留下几个小孩，以外全部送回仪陇家乡各家生业。

　　因为这些孩子来的时候年龄都比较大，所以1950年代我们家的孩子比较多。到了1960年代以后，他们都陆续上学或工作了，爷爷和奶奶身边就剩下我和哥哥了。　　

　　小时候，爷爷去外地视察工作时常常带着我

　　1964年8月暑假，爷爷和董老要去东北视察工作，并要带上我和哥哥一起去。爷爷说：“这次出差的时间比较长，你们跟我出去走一走，看看工人是如何做工的，农民是如何种地的，这对你们的一生都有好处。”

　　爷爷的宽厚是非常有名的，所以大人小孩子都愿意跟他接近。一听说爷爷要去外地视察了，很多家里都打来了电话，纷纷要求子女也一同前行。

　　爷爷考虑到这些孩子除了上学老是呆在中南海里不接触社会，对他们今后的成长不利，就同意了，结果左一个右一个地一下就带了好几十个。　　

　　我串联回来，爷爷说：“你就呆在家里吧”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爷爷看到许多党政领导干部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分子”等受到批斗、抄家时，看到工厂、农村的生产秩序受到严重的冲击、整个社会陷入极端混乱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我和同学到武汉大串联回来后，爷爷详细地看了我带回来的各种小报，边看边微微地摇头。爷爷问我：“红卫兵在武汉都干了些什么？”

　　我说：“北京去的红卫兵在武汉到处贴大字报，搞串联，主要是反对当时的湖北省委。”爷爷很严肃地说：“王任重、张体学这些同志我都非常了解，他们都是忠于党的好同志，不是走资派！你们这些娃娃懂什么？”爷爷最后说：“学校现在也不上课了，你就呆在家里吧！”

　　造反派闯进爷爷家

　　1967年1月，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全面夺权”运动掀起了狂潮。在江青的唆使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任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的戚本禹在钓鱼台(中央文革的办公地点)纠集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鼓动他们在中南海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爷爷等人进行批斗。这些造反派先后冲进了刘少奇等人的家中对他们进行围攻和批斗。

　　1967年1月12日，爷爷到玉泉山工作去了，家里只有我、奶奶、警卫员郭计祥和阿姨肖惠珍四个人。晚上，我们刚刚吃完饭正准备看电视，郭计祥就接到了中央警卫局的通知，说是今天中南海的造反派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的家里开了批判会，可能马上就要冲到我家了，请我们做好准备。

　　奶奶听了郭计祥的报告后，对我说：“你呆在房子里，不要出来。”话音刚落，造反派便冲到了门口。我在房间里，虽然看不到外面的情景，但能听到造反派们质问奶奶的叫嚣声：“朱德一贯反对毛主席，是老右倾，你知道不知道？”奶奶说：“我只知道朱德处处维护党的团结，维护毛主席。”

　　他们又喊：“朱德最近作了检查，你为什么不同他划清界限？”奶奶说：“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正常的，我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

　　造反派一时无话可说了，就喊起了口号：“滚出中南海！你们要滚出中南海……”奶奶不卑不亢地说：“我们离不离开，只能由中央决定，你们没有这个权力！”

　　那帮人闹到很晚才怏怏离去。奶奶说：“这些年轻人不懂历史，不了解真实情况，我们不要和他们计较，将来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

　　造反派走后的第二天，爷爷就从玉泉山赶了回来。我拉着他去看院墙上造反派批判他的大字报，爷爷一言不发地在那里站了很久。　　

　　“记住，历史就是历史”

　　1967年1月底，戚本禹又煽动中国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把批判爷爷的斗争引向社会。一时间，攻击爷爷的大字报、大标语，纷纷出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造反派先从北京铁路局抓了我父亲朱琦，并先后四次抄了我父母的家，将家里收存的爷爷的手书、信件和书籍统统抄走，还贴出海报，准备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公开批判爷爷和父亲。

　　北京大学的造反派头子聂元梓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召集了该校造反派们开会，说：“清华大学揪出了刘少奇，我们这次也要搞一个大的。”会后，聂元梓又给康生打电话，探询中央文革的态度。康生回答聂元梓说：“你们自己搞就成了，说是我让你们搞的就搞不成了！”

　　有了康生的暗示，聂元梓的胆子就更大了。随后，她又多次召集会议，组织撰写批判爷爷的文章登在《新北大报》上，加印了50多万份，向全国各地散发……

　　面对突然袭来的恶浪，爷爷泰然自若。他对奶奶说：“第一，历史是公正的，主席和恩来最了解我。第二，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你要每天到机关去，和群众在一起，他们就不会天天斗你了。”

　　由于周总理的干预，“批朱大会”虽然没有开成，但在当时“揪斗”狂潮的推动下，造反派们的情绪被林彪、江青等人煽动得极端狂热。

　　1967年2月的一天，我走到中南海门口时，看见迎面开来的几辆大卡车上竟站着我的奶奶。她头上顶着一个高高的纸帽子，上面还写着“走资派”三个大字……　　

　　爷爷的发言不时被打断

　　1967年1、2月间，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领导人，因先后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批评，而被诬陷为“二月逆流”受到了压制和打击。

　　从此以后直到党的九大召开前，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就不再举行了，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权。他们停发了爷爷的文件，调走了他的保健医生，就连行动也受到了种种限制。

　　这年3月份的一天，担任爷爷卫士长的郭仁叔叔找我谈话时说，他已接到了通知，说是爷爷的子女们不得再进中南海了。

　　离开了中南海，离开了爷爷奶奶，我实际上就没有了可去的地方，有时住在学校，有时住在亲属或同学家。我和爷爷奶奶只好在中南海的接待室里见面。再后来就只能到全国妇联去见奶奶，爷爷就很难见到了。

　　从奶奶的口中得知，这段时间，爷爷正不断地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围攻。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上，见一些人猛烈攻击所谓“二月逆流”问题时，爷爷在小组会依旧坦然地说：“一切问题都要弄清楚，怎么处理，主席有一整套政策，批评从严，处理要按主席的路线。谭震林，还有这些老帅，是否真的在反毛主席？我们还没有证据……”

　　他的发言不时被吴法宪、张春桥等人打断。他们攻击爷爷“一贯反对毛主席”、“有野心，想黄袍加身”。

　　谢富治在10月17日的小组会上说：“朱德同志从上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对毛主席，陈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这些人都该受到批判！”他还说：“刘邓、朱德都是搞修正主义，‘二月逆流’这些人心不死，还要为他们服务！”

　　“你老爷子是黑司令，部队不要你”

　　1969年底，我初中毕业。看到同学中有很多人都去报名参军，我就和陈云的孩子陈方也跟着去了。我们刚到学校的军宣队门口，就被拦住了，他们说：“你老爷子是黑司令，他父亲是走资派，你们家庭有问题，部队不要你们这种人！”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一家工厂把我招去当了工人。

　　九大召开前夕，发生了珍宝岛事件(1969年3月)。因当时对发生战争的危险性作了过分的估计，中央在全国进行了备战，并于10月17日决定：10月20日前，将在京的老同志疏散到各地。

　　陈云去了南昌，陈毅去了开封，徐向前去石家庄，叶剑英去长沙，爷爷、董必武和李富春等去了广州。

　　后来，听奶奶说，他们在广东的那些日子里，生活虽然清静，但仍受到种种限制和冷遇：他们只能在划定的区域内活动，离开宾馆要经过广州军区主要领导批准，就连去一次广州市区都不容易……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还多次在会议上攻击爷爷“是一个老军阀”，“从井冈山起，就是反对毛主席的”。　　

　　爷爷从庐山回来后，心情非常好

　　1970年7月，我收到了奶奶的来信，信非常短，只写道：“我们已回到北京，速来！”

　　接到了奶奶的这封信后，我又惊又喜，迅速赶到了“新六所”。“新六所”在西郊，因院内有六幢小楼而得名。其中五幢是解放初期为毛主席、爷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建的，后来他们都住进了中南海(任弼时1950年10月逝世)。

　　奶奶对我说：“这次回来就不去广东了，也不回中南海了，咱们就在这安家了，你也可以回来住了。”

　　8月22日，一家人在一起团聚了没几天，爷爷和奶奶就又到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去了。9月11日，爷爷从庐山回来后，心情非常好。当天晚上，我陪他散步，爷爷对我说：“这次庐山会议解决了陈伯达的问题，很好！他不是什么理论家，是造反派，是骗子。”

　　造反派整不着爷爷，就拿父亲撒气

　　爷爷有周总理、毛主席保护，当时造反派不敢对爷爷太放肆。他们整不着爷爷，就拿我父亲撒气。批斗、抄家进行了好多次，家里的书信、字画等都抄走了。

　　1969年的6月，我父亲被送到山西榆次五七干校学习，1969年年底，从山西回来后，又被下放到天津附近一个叫汉沟的小车站改造，在那儿当仓库保管员，一直干到林彪事件以后的1972年才重新给安排了工作。先是在天津铁路局车辆段任革委会副主任，后来又任北京铁路局天津地区党委书记。也是在这个时候，单位才给我们家分了房子。

　　父亲恢复工作后，由于劳累得了心脏病。1973年8月份，我在部队接到通知，说我父亲病重。当我赶到天津时，奶奶已经带着爷爷的保健医生和从北京请的几个专家正在抢救……从此以后，我父亲就一直在家休养，直到1974年6月逝世。　　

　　“不要让军队成为野心家的工具”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爷爷主持了开幕式。

　　从三届人大到四届人大，中间相隔十年，又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决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使经受了多年“文化大革命”磨难的人民心中又燃起了新的希望之火。

　　爷爷在这次大会上继续当选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时他已经是89岁的老人了。

　　四届人大刚刚闭幕，“四人帮”一伙反党篡权的阴谋变本加厉，爷爷感到，情况越来越复杂了。1975年，“四人帮”篡改毛主席的指示，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并阴谋把民兵改造为“第二武装”。当时爷爷就明确指出，这样搞法是别有用心的。“四人帮”围剿优秀影片《海霞》，爷爷调看了这部影片，予以肯定和支持。

　　1975年9月7日，王平(炮兵政委，后任武汉军区政委)和王炳南(对外友协会长)带着家属子女来我们家看望爷爷奶奶。

　　爷爷高兴地招呼大家落坐，然后说：“你们在运动中都是经过斗争的，现在出来工作，还敢不敢管事情？”

　　王炳南坚定地说：“敢！这有什么不敢的，我们都是革命几十年的人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大不了再打倒一次嘛。”

　　王平也接着说：“我也不怕，在部队里我什么都敢讲，这几年林彪把部队搞得不像样子了。什么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享乐主义都出来了，过去毛主席在井冈山时期为我们军队制定的许多光荣传统都丢掉了。这次中央调我到武汉和杨得志同志合作，我一定按主席的指示办事，把军队建设搞上去，请总司令放心。”

　　爷爷说：“好！这样子就好嘛！我们作为党的老干部，跟着毛主席战斗了几十年了，应该有这种精神，要为无产阶级掌握好兵权，不能让军队成为野心家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几十年的斗争证明，我们党的老干部还是忠于党和毛主席的。现在还要让老干部担任第一二把手，但是老干部要继续革命，不要搞派性，要反对‘我’字，共产党的重要任务是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搞好五湖四海，才能搞好安定团结。”

　　“靠骗人过日子是不行的”

　　1975年10月，党中央批准开展长征胜利40周年的纪念活动，却遭到了“四人帮”的公然反对，攻击“宣传长征胜利”是“为老家伙评功摆好”，不准演出《万水千山》等革命传统戏。

　　11月17日，爷爷毅然观看了总政话剧团演出的《万水千山》后，又接见了全体演员并合影留念，他还给剧组写下了“万水千山”的题词。

　　正是在这个严峻时刻，周总理在1976年1月8日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总理逝世后，国内的局势再度复杂起来，这是爷爷无法意料的。

　　1976年3月31日至4月6日间，他给我谈了几次话，从这些谈话里，是可以了解爷爷当时的内心世界的。他说：“‘文化大革命’涉及到很多人，也涉及到了我，这些你都很清楚的。这里面有林彪搞的，也有群众搞的。我们自己并不是没有问题，历史上的已经作了结论，现在的还没作结论。老干部进城了，薪水高了，房子住得好，这些比人家特殊，人家不满意，说我们做官当老爷，说得对嘛。我不是经常和你们讲，你们属于贵族子弟吗？论生活，论条件，都比一般工人农民优越嘛！不能认为这些是合理的，是正常现象。这些东西对你们并没有什么好处！”

　　稍停了一会，爷爷又缓缓地说：“天安门事件，不是正常的现象，你们不要参与，群众的心情可以理解。反对周总理是不对的，中央要处理，要追查，王、关、戚式的人物还有，群众有觉悟，他们就是上台，日子也不会好过的，靠骗人过日子是不行的，林彪不是就想骗人吗？结果自己完蛋了。邓小平同志现在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帮助，主席讲了话，批还是要批的，不是一棍子打死，打死了不好……”

　　“我们党内还有野心家”

　　有一天，吃完晚饭后爷爷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指着床头上的三本书说：“这里的三本书，你们是不是有呀？”

　　我拿起书看了一下，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的三本辅导读物。我看了后，冲着爷爷摇摇头说没看过。

　　爷爷示意我坐下，说：“这书写得好！我已看过好几遍了。它解释了马列主义的基本规律，很好懂。马列主义不是只在书本里，只懂书本里的马列主义，不算真懂，只能算是教条的懂。真正的懂，就是要应用马列主义的原理，解决实际问题。”

　　爷爷说到这里，想了一下说：“中午吃饭时，我给你讲了，爷爷我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我是1922年才加入我们党的，到现在50多年了。我们党是伟大的，我对党是有深厚感情的，没有党和主席的领导，就不会有今天。但现在我们党的情况不好，主席身体也不好，我们党内还有野心家，还有王、关、戚，他们很阴险呀！不要把斗争看得很简单，这些人不是真心搞马列的，他们和林彪一样，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是修正主义。”

　　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爷爷那颗为真理、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也为亲情、友情、爱情跳动了90年的心，永远地停止了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