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瓦列金.别列什科夫

　　1941年9月底。我第一次见到了斯大林。

二战期间的斯大林

　　当时，苏联的局面非常危急，纳粹军队已经兵临列宁格勒城下，正在逼近莫斯科。而苏军被迫节节撤退。

　　斯大林错误判断了局势，这严重打击了他的自尊心。

　　在希特勒入侵前不久，斯大林兼任了人民委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莫洛托夫则是副主席并保留了外交人民委员的职位。但莫洛托夫的办公室依然在克里姆林宫人民委员苏维埃大楼的二楼。紧挨着，在楼道的拐角处，就是我跟巴甫洛夫的办公室，当时他还兼任人民委员苏英关系助理。当1941年7月底，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哈里·霍普金斯飞来莫斯科时，我也在列宁格勒大街中央机场迎接了他。不过，他跟斯大林的谈话是李维诺夫翻译的。两个月之后，由比维布鲁克爵士和阿维列·哈里曼率领的英美代表团到访时，这项工作才交给了我。

　　后来，哈里曼杜撰出来了关于我出现在斯大林办公室的一则笑话：一开始，苏方翻译是巴甫洛夫，美方翻译是查尔斯·波莱恩，美国驻苏使馆的三秘。由于他名字的谐音(俄语中的“生病”一词)，哈里曼每次带其他翻译来时，喜欢用俄语重复说，“波莱恩病了”。这总是会把斯大林逗笑。

　　巴甫洛夫在翻译时出现了一些困难，于是波莱恩便开始帮他。斯大林不喜欢这个。他对莫洛托夫说：

　　“为什么美国人纠正我的翻译？这样不行。维亚切斯拉夫，那个翻译跟希特勒谈判的年轻人在哪里？叫他来帮帮我们。”

　　“可他是德语翻译……”

　　“没关系，我告诉他，他将翻译英语……”

　　就这样，我出现在“主人”的英明目光之前，并成为他的私人翻译。

　　据说，英国议会无所不能，惟一不能的是把男人变成女人。哈里曼的故事尖刻地讽刺了“伟大领袖”的威严。

　　实际上，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是在1941年9月末为欢迎比维布鲁克——哈里曼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晚宴上。快到晚上八点的时候，客人们集中在与叶卡捷琳娜大厅相连的一个房间里。大家都在等着斯大林。终于，一扇高高的门打开了，但这并不是他，而是两个警卫军官。其中一人停在门口，另外一个则站在对面角上。又过了大约十分钟。大概这里有特定的意义：“主人”故意拖延自己出现的时刻，以便使人们更加迫切。

　　丘吉尔回忆道：“斯大林一直给我们很深的印象。当他进入雅尔塔的会议厅时，所有的人，似乎是一声令下，都站起来了，双手贴着裤缝线。”有一次，英国首相打定主意不站起来。可是，当斯大林进来时，“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将他从椅子上提了起来。

　　甚至在1959年，当全世界都知道了斯大林的罪行之后，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就斯大林诞辰八十周年发表讲话说：“对俄国而言，在面临巨大考验的年代有斯大林这样一个英明和坚定的领袖领导国家，实在是个大幸。”

　　门再次打开，斯大林进来了。看了他一眼之后，我感觉到似乎受到了电击。他完全不像我的意识之中早已形成的那个斯大林的形象。他个子中等偏低，十分消瘦，长着土色而疲倦的一张麻脸。军服吊在他消瘦的身子上。一只胳膊长，另一只胳膊短——手几乎整个藏在袖子里。难道这就是他？似乎他被偷换了！

　　从童年时代起，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伟大而智慧、预见万事、无所不知的领袖。画像、青铜塑像、花岗岩石像以及节日游行中的巨幅画像里，我们习惯于看见他君临万众。于是，少年人的想像中描绘出了一个高大挺拔，几乎是神话般的人。原来，他是这个样子，不好看，甚至不显眼。但与此同时，他出现之后所有人都不做声了。高加索皮靴慢慢地走在地毯上，他跟所有人都打过招呼。他的手很小很小，握手有气无力。

　　当时，是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希特勒军队已经深入苏联腹地，打到了列宁格勒，基辅，正在向莫斯科快速推进。被迫不断后撤的苏军部队往往连沙皇时期的火枪都没有。我曾经亲身参加过莫洛托夫与守卫莫斯科的一支部队指挥员的谈话。后者抱怨说，他手下五个民兵才有一支步枪，所以请求援助。但是，莫洛托夫熟悉情况，他斩钉截铁地说：

　　“步枪没有，叫他们用瓶子打仗吧……”

　　就在当时，产生了声名远扬的“莫洛托夫鸡尾酒”——装满混合燃液的瓶子。民兵战士藏在堑壕里等着坦克，然后，当坦克走到他头部位置时，跳起来将瓶子投进排气管。如果投进去的话，坦克马上就会起火，但紧接着第二辆坦克的枪口顶着打死这个大胆的人。就这样，数万民兵牺牲在莫斯科附近。其中就有我许多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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