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永远都很安静的办公室里，隐约传来克里姆林宫钟楼上自鸣钟的声音。“主人”本人则表现出善意待人，稳稳当当。使人觉得，这间屋子之外什么戏剧性的事情也没有发生，没有什么事情惊扰他。他有许多时间，他甚至愿意谈一个通宵。他的谈话对方根本都不曾想到，已经采取措施疏散莫斯科，桥梁和政府大楼下正在布雷，已经建立了首都地下党委，给 其未来的工作人员已经发放了使用假名的身份证件，而让他们觉得无忧无虑的克宫“主人”心里正在盘算着政府紧急撤离到安全地带的各种安排方案等等。战后有一次坦白心迹，他承认说，当时是绝境。可现在，他牢牢地将这些藏在亲切的微笑和给外人看的镇静后面。谈到红军和工业的需要时，斯大林说出的不仅仅有防空和反坦克火炮以及制造飞机的金属铝，还有各种企业的设备，整座整座的工厂。起先客人们感到困惑不解：设备的运输和安装，组织生产需要数月，如果不是数年的话。

　　因为西方的军事专家们断言，苏联的抵抗在最近四五个星期之内就要崩溃。怎么可能谈得上建设新工厂？甚至给俄国人武器都太冒险——因为有可能会落到德国人手里。但是，如果斯大林要工厂，也就是说，他掌握着西方民主国家里的专家和政治家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再者，如何理解斯大林庄严宁静的态度，以及他向霍普金斯的声明，即如果美国人运送金属铝过来的话，苏联即便打四年仗也要打下去。毫无疑问，斯大林更清楚真实情况！于是，霍普金斯、比维布鲁克、哈里曼向丘吉尔和罗斯福保证说，苏联会坚持下来，所以有必要给坚强的苏联提供军事物资。斯大林假装有把握，但幸运的是，他是对的。同样的，当1941年12月下旬英国外相安东尼·伊登参观完毕莫斯科近郊战线之后，他声明说：

　　“俄国人已经两次到过柏林，还会有第三次……”

　　死不悔改的斯大林分子们可能将这个预言看作是领袖高瞻远瞩的见证。但是，我认为，他不过扮演了一个乐观者的角色。在小圈子里，那时候他不止一次地承认说，“列宁的成果已经损失殆尽了”，灾难无法避免。他用假装出来的精神饱满掩盖着对人民的不信任，鄙视地将向他鼓掌的人群称作“傻瓜”、“蠢物”。但正是他不喜欢、让他害怕的人民付出了千百万儿女的生命，使他的预言成为事实。

　　斯大林对我的态度平和而冷淡。有时我会觉得，他透过我看东西，对我视而不见。我们很快就明白了，每次都是他亲自从两个译员中选一个。有时要跟美国人谈判，叫的是巴甫洛夫，而跟英国人谈时，则要我去——虽然美国属于我的职责范围，而英国由巴甫洛夫负责。也有过这种情况，即一连数周，不论是跟什么人会谈只叫我们两人其中的一个。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俩都很不自在，每个人都神经紧张，猜不透：什么地方使“主人”不喜欢了，什么使他不满意了。但过后一切恢复正常，对我们没有做任何批评，而我们也没敢问清楚。也可能，这是一个小小的游戏，使我们始终紧张，保持在“健康竞争”的状态下。

　　他的幽默十分特别。曾经有人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红军政治部主任梅赫里斯向总司令抱怨说，某个元帅几乎每周换一个前线妻子。梅赫里斯问该怎么办。斯大林表情严肃但没有回答。梅赫里斯以为斯大林正在考虑严惩的措施，开始为自己打小报告而后悔了。但是，总司令却带着狡黠的嘲笑打破了沉默：“我们应该羡慕才是……”

　　还有，战争期间，斯大林时不时会用一个问题烦扰另外一个元帅：为什么1937年他没有被逮捕？元帅还没来得及开口，斯大林严厉地命令说：“可以走了！”这样直到战争结束之前重复了好几次。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元帅的妻子都为丈夫准备一包棉衣和面包干，以为丈夫这就要被送到西伯利亚去。终于到了胜利日。斯大林在将领们的围绕下发表讲话：

　　“我们曾经有过艰难岁月，也有过胜利的欢乐，但我们始终会开玩笑。是不是，元帅……”——然后他说出那个不走运的“玩笑”对象的名字。

　　在给驻伦敦和华盛顿大使起草电报时，我往往会出现困难。电报草稿一般在会谈结束之后，斯大林还在场时，马上要准备好。

　　按照自己地下工作的老习惯，斯大林通宵工作，所以接见外交官的时间一般都很晚，有时甚至在黎明时分。会谈一般进行两三个小时，但电文却不能超过两页。口述完毕，我再次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他看一遍文稿，做一些修改，然后便签发了。但也有的时候，他对我的草稿不满意。这使他生气。当然，他并不粗鲁，只不过责备说：

　　“您在这坐着，翻译着，都听见了，可什么也没明白。难道您写的这些是重要的吗？最重要的在于……”

　　不过他知道，我已经尽力了，但没做好。所以，用简单的一句话“再来一遍”打发我没有意义。他会说：

　　“拿笔记本，作记录吧……”然后逐条口述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

　　此后，起草新电文便十分容易了。不过，每次发生这种情况时，心中的不快之感久久挥之不去。

　　（编辑：独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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