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败，大片领土失守，数百万人被俘及牺牲，尽管斯大林对人的生命十分鄙视，但这些不能不给他的面貌打下印记。但是，尤其使他苦恼的是另外一样东西：自己对临战局势估计的失误。他对所有的预警都没有理睬，因为相信希特勒在夏季中不会开战。前不久他还赞赏希特勒，而现在，则不能原谅希特勒使“各族人民领袖”在全世界面前颜面尽失。这个奥 地利上等兵把“绝对正确的斯大林同志”像个小孩子一般玩弄于股掌之间！斯大林无法忘记这种屈辱和经受过的恐惧，现在比从前变得更加多疑了。甚至在人民委员苏维埃的大楼里，两名警卫与他形影不离。连他到莫洛托夫那儿每次也都带着这支护送队伍。

　　有时候，从人民委员的秘书处，拐过弯要走到自己的房间时，看见从相反方向的那个角里，出现熟悉的警卫。每次这都使我感到慌张。不，那不是恐惧。我知道，这样的相遇对于我个人不会有什么。但是，总是出现难以抑制的下意识要躲藏起来。几秒钟之后，斯大林应该出现。思想在激烈地活动，怎么办？返回秘书处或者快快跑到自己的房间里藏在门后？也许，藏在遮住朝内院的大窗户的窗帘之后？可是，如果斯大林发现，有人躲在这里，会把我当作罪犯，他会想着，我这是做贼心虚。因为，甚至当谈话的对方没有看着他的眼睛，他都可以把这个当作是谋反：“为什么您的眼睛东张西望？”这样一问之下往往可以决定对方的命运。

　　在心里掂量过各种办法，并且当我明白时间不再有时，我一般背靠墙等着。一行人缓缓走过。我精神饱满地说：“您好，斯大林同志！”

　　他不做声，用手臂的一个细微动作回答我的问候，然后转弯过去。现在我可以松一口气了。不过什么也没有呀。可为何每次遇到这种情形都会如此紧张呢？

　　此外，每次，当领袖的助理波斯克列贝舍夫或者他的某个副手预先告诉我，说马上要跟美国人谈，而且要我作翻译时，也会出现神经紧张。但这里我有解释——马上要进入神殿了。于是神经高度紧张，想要把任务完成得更好，以便使他满意。

　　不久，我又回到了莫洛托夫身边——作了外交人民委员苏美关系助理。那时的克里姆林宫对公众是关闭的。但我有一张通行证，“到处”可去，除了大楼上斯大林的那一翼。去那里每次都要办理通行证。

　　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总是一种干练、安静的气氛。秘书处旁边有一个小房间，我一般在那里等待客人已经通过斯帕斯大门的信号，描着鲜艳花朵的黑色托盘上放着杯子和矿泉水，挨着墙是一排简单的椅子。有些书作者现在断言，在领袖办公室门口，所有的人，甚至包括莫洛托夫都要被搜身检查，说什么椅子底下安装了电子仪器，检查是否有人藏了武器。根本没有这回事。首先，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电子系统，其次，我在斯大林身边工作将近四年时间，从来没有被搜身，甚至根本就没有经过任何特别的检查。不过，在1941年底特别紧张的几个月里，由于担心城里有空降的德国特务，给我们每个人都配发了手枪。譬如，我有一把小型的“瓦尔特”，很容易藏进口袋里。每天早晨六点左右下班的时候，我从保险柜里把枪拿出来，然后去铁匠桥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大楼，在那儿的地下室里可以稍事休息，对时时响起的空袭警报不加理睬。秋冬季天亮得晚，街道还是一片漆黑。不过，常常会碰见卫戍司令部的巡逻队检查证件。可是当时也完全有可能遇见德国武装突袭队员。到克里姆林宫上班之后，应该将武器放进保险柜。但是，去见斯大林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检查过，我是否这样作了或者有没有带武器。

　　我观察斯大林，完全局限于译员这一特殊的工作性质。我见过他跟外国客人在一起，扮演着殷勤好客主人的角色。当值班军官通知说，外国客人已经通过了斯帕斯大门，数分钟之内他们就会到达，这时，我穿过秘书处，那里一般坐着波斯克列贝舍夫，以及警卫的房间到斯大林的办公室。那里经常有几个人穿军装或者便服的人，办公室门口的椅子上一般是领袖的主要警卫员伏拉西克将军在打盹。他利用每分钟来打盹，因为昼夜都在“领袖”的身边。我不经通报进入办公室，一般都会碰见有人：政治局委员，高级将领或者部长们。他们坐在 长桌旁，手里拿着笔记本，而斯大林则在地毯上走来走去。其时，他要么听人汇报，要么在谈自己的看法。我的出现是一个特别的信号：该结束会议了。斯大林看我一眼，一般会说：

　　“美国人马上就到。我们告一段落吧……”

　　大家迅速收拾自己的纸笔，站起来，然后离开办公室。只有莫洛托夫留下来。斯大林与外宾谈话时他都在场，只是几乎不参与谈话，基本上不说话。有时，斯大林就某个具体问题会问到他，叫着他的名字“维亚切斯拉夫”。而莫洛托夫有人在场时严格使用正式的“斯大林同志”……

　　应该承认，虽然有许多令人厌恶的地方，但斯大林还是善于迷住谈话的对方。毫无疑问，他是个出色的演员，善于制造出富于魅力、平易近人、甚至憨厚这么一种形象。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周，当时觉得苏联马上就要垮掉了。包括哈里·霍普金斯在内的所有的外国高级访客，都非常悲观。可是，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他们却充满信心，认为苏联人民将继续战斗并会最终取得胜利。但实际上我们的境况非常危险。敌人不可阻挡地向东部推进。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躲在防空洞里。那么，是什么事情促使霍普金斯、哈里曼、比维布鲁克以及其他有经验的、抱着怀疑态度的政治家们改变了各自的观点？是跟斯大林的谈话。尽管局势看起来不可救药，但他善于营造一种随意、安详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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