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士元

　　在明代万历二十四年(1596)重建乾清、坤宁两宫的工程中，主持的官员中有一名营缮司郎中贺盛瑞，由于在工程中节余九十万两白银，既没有给掌权太监行贿送礼，也没有和工部官员私分，其结果是被加上一个“冒销”(虚报)工料的罪名而罢官。他写了一个“辩冤疏”向皇帝申诉，说明他确实没有贪污，而是想方设法为皇家效劳。但万历皇帝不理政事，有 二十多年没坐朝。这位官员便忧郁而终。他的儿子贺仲轼根据父亲的笔记及生前口述，写了《两宫鼎建记》一书，详述他父亲主持施工的经过，并把那辩冤疏附在后面。这本《两宫鼎建记》并不是关于营建技术的著述，文字水平也不高，实际是一部表功状和喊冤录。从这本著作中也反映出明代晚期营建皇宫极端腐朽的内幕。贪污勒索、侵吞盗窃——无所不用其极，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的一个缩影。

　　贪污受贿——已经成为公然进行的事情。

　　明朝中叶以后在营建方面采取了买办收购方式，因而出现了一批供应皇家建筑材料的商人。这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一种反映，但是对宦官、官僚有极大的依附性。两宫初兴，钻刺请蚁聚蜂囤；广挟金钱，依托势要。宦官和工部官员靠受贿发财，商人靠宦官和工部官员营利，上下勾结，形成一个吸血网络。

　　从《两宫鼎建记》的序言可以看出当时的风气。这个序是作者贺仲轼的朋友邱兆麟所写，公然写到“朝廷建大工，莫大于乾清、坤宁两宫，所费金钱有原例可援，乃先生省九十万。夫此九十万何以省也?是力争中(太监)垂涎之余，同事染指之际者也。割中之膻，而形同事之涅，不善调停人情而谐合物论莫甚于此”。从这段序言可以看出明代政治的概况。在官僚集团的心目中，省这九十万两白银反而会招祸，是不善调停人情。他儿子说他父之被谪也宜也。虽然有所愤慨，却也反映出明代官僚贪污的程度。

　　营建皇宫实际的大权操于宦官之手，主持者为内官监，再上则为东厂司礼秉笔太监(皇帝的特务头子秘书)及其爪牙。这批太监贪污受贿，乾没(侵吞)、冒报、盗窃已属公开之事。其中还有一项是利用财政上兑换的差价进行剥削：如每一两铸钱六百九十文。市上每四百五十文换银一两。给与夫匠工食则以五百五十文做银一两，收利一百四十文。……则发银万两可积银二千五百余两矣。由此可知只在兑换差价这一项，剥削工匠就可达到四分之一以上。营建皇宫所耗银两前后何止千万两，那就是说至少有数百万两被太监、官僚侵吞。这是不露形迹的剥削和贪污。

　　至于冒报人夫数字也有一段记载。两宫开工，公(指贺盛瑞)命止出夫百名。是日同科道管工者同至工所(工地)报五百名。公曰工兴才始，不遵令者谁也，询之者乃内监……。虚报出工数字竟然多出四倍。从这本鸣冤录中也可以看到宦官和工部官员之间的矛盾。太监主持工程和监工，工部官员主管施工。其中提到太监命人往外抬剩料和渣土时，工部官员要进行检查，太监非常尴尬，央求官员放过。官员为了拿太监一把，于是放行了。一般说来各层太监的贪污和侵吞要甚于工部官员。因为太监不仅掌握实权，而且更为贪婪凶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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