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小红

　　2000年秋季的某一个夜晚，常熟北郊外报慈浜畔有一个雅名叫“半亩园”的废弃花园里，出现了少有的哄抢事件。事情的原委很简单，花园中那一棵四百年的红豆树结籽了。秋风秋雨吹落了成百上千的硬壳豆荚，大大小小如血如焰的红豆散落在围墙内外，引得路人纷纷捡拾。到第二天清晨，更有好事者爬进废园围墙内，大肆掳掠哄抢。有的公然就在路边向人兜售红豆，大的10元，小的8元，一时间城内便有上千粒红豆在交易转手。这原产地在亚热带的红豆树移栽于常熟后，一般开花在四月，结籽在九十月间。红豆树开花不是年年有的，有时候七八年来一次，有时候三四十年开一次。钱谦益红豆山庄那一棵便是隔了十二年才开了花，当年只结了一棵红豆，弥足珍贵。无怪乎陈寅恪先生在云南昆明觅到了古董商的一粒常熟红豆，会喜欢异常了。常熟一共有红豆树七棵，树龄一般都在三百年以上。笔者曾在1999年春天的曾园里，亲眼见到那棵三百多年的红豆树开出淡黄色粉白色的小花，花儿缀满了大树的全身，青葱的绿冠如荫如盖，象修女亭亭玉立，照看着春天的雾光岚色。

　　而在北郊那个已经荒废了数十年的名园——半亩园旁，本来是一处江南著名的藏书楼——旧山楼，可惜也已经是荒草萋萋无人料理了。因为这旧山楼的藏书，在中国近代私人藏书的历史长河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一段光辉里程。被郑振铎誉为“国宝”的《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便是在民国初年某一个月黑风高的的夜晚，从一点也不懂国宝价值的赵氏后人手中，三文不值两文的流出了旧山楼，最后落入缃素楼主人丁芝孙的手中。

　　中国古代文人好以“虫”自比，有两种虫最为人所称颂。一种是“鞠通”，古琴中的蛀虫；一种是“脉望”，古书中的蛀虫。清代小说家钮树玉有一雅联：“鞠通夜抱朱丝静，脉望朝含绿字香。旧文人与新文人有没有区别？或说有，或说没有，其实这并不重要。文人骨子里的东西是不因新旧而能分别的。譬如他们共同的梦，共同的对美好事物的追求，那怕献出一生的财富和心血，也要去实现这南柯一梦。中国历代的藏书家，屡藏屡散，屡散屡藏，前赴后继，薪尽火传，便体现了这样一种传播文化精华的气度与情操。

　　凡文学大家，必学富五车坐拥书城。旧时代，文人墨客流连于秦淮河上，傍岸画舫，旧家亭苑，幽期密约之所，有艳姬娇娘弦索叮当，便有好事者把校书房题作“鞠通”雅号。也有自命清高的艺妓名媛，对着满架线装古书，喟然唱出“脉望”的芳名。把心爱的琴书冠以蛀虫的别称，雅到了极致，情到了浓处。

　　旧山楼的明代杂剧抄本，上溯其来源，便要追索到明代万历年间的藏书家赵用贤、赵琦美父子了。赵家的故居在常熟虞山镇南赵弄，名叫脉望馆，也是他们私人的藏书楼。脉望馆经过几百年的风雨侵蚀，目前保存有书厅三间，坐北朝南，有小天井和湖石花木遗物。脉望馆第一代主人是赵用贤(1535生1596年卒)，他是万历年间名臣张居正的政敌，也是腐朽的明王朝末期一个封建礼教所称颂的道德英雄。赵用贤在明代隆庆年间考取进士，官至吏部侍郎。他曾管理过皇家图书，见到了大量珍藏版本，好学不倦，手不释卷，凡秘本、善本，借抄无虚日，积累了大量的手抄珍本，总数有2000余种，近万册。

　　这里有必要指出，在明朝近三百年的专制统治中，朱姓王朝自始自终充溢着一种暴戾杀戮之气。所谓的士大夫阶层，怀着惶恐的心情，注视着权力的铁腕，随时会掐断自身不堪一击的腰肢。于是，便埋首于学问的修练和艺术的享乐。明洪武年间，诸藩王就封，朱皇帝便赐给杂剧一千七百种，让子孙在藩地静心看戏，免操权力之心。当时“御戏监”藏曲多至三四千种，故朝廷士大夫都以钞藏元代杂剧为风尚。任何一种艺术样式的提倡，都与统治阶级的嗜好密不可分。说上行下效也好，说谄媚时尚也好，总之，赵用贤这个相当于如今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干部，他的业余爱好，便是和儿子赵琦美共同抄书校书和刻印善本，甘心作一个勤勉的书蛀虫。赵琦美号清常道人，以父荫官至刑部贵州司郎中。父子两人所抄的书，一小部分借诸内府，称“内本”。大部分借自山东于相国儿子于小国的家藏古本。赵用贤死后，赵琦美似乎对官场的黑暗内幕更有清醒的认识，挑灯夜抄，损衣削食，达到了一种废寝忘食的境界。经赵琦美亲手抄校的元明两代的剧本有242种，共装订了一百册，收集有马致远、王实甫、关汉卿、费唐臣、宫大用以及无名氏等的曲本，其中元曲有29种，均为海内孤本。这242种(可能还不止这个数)剧本，赵琦美用了多少时间抄校完呢，据本子上的起始日期计算，大约开始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冬季，迄于万历四十五年十二月间。当然，有些本子是赵琦美花钱请人抄写的，但所有的本子都是他本人对照原稿一字一句校对的。为了父亲的遗愿，他一刻也不敢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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