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高考故事

　　外滩主笔俞悦／北京报道

　　张开济

　　建筑设计大师，南京中央大学建筑工程系1931级

　　一切顺其自然

　　“我看报纸上说，好些家长又是给孩子定出租车，又是租饭店，大动干戈。其实很没有必要的。我的父母当年没有管我，我儿子高考时，我也没有管他们，一切顺其自然。”

　　第一次到北京的人，很少有不去天安门的。到了天安门，几乎没有人不慢下脚步，注视天安门观礼台。

　　天安门观礼台的设计者，正是已经94岁高龄的张开济老先生。

　　张开济是新中国的一代建筑大师。除了天安门观礼台，他的作品还有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北京天文馆、三里河“四部一会”建筑群、中央民族学院、中国高等教育部、全国总工会等工程。由于成绩卓著，15年前，他被建设部授予“建筑设计大师”称号。

　　“我是1931年从上海考到南京中央大学的。”让张老先生回忆自己当年的“高考”，的确有些勉为其难——毕竟那已经是74年前的旧事了。她的夫人在一旁说：“他现在记忆力差得要命，刚告诉他一件事情，一转身他忘记了。”

　　张家家学渊源，张开济先生的父亲是复旦大学建校后第二届毕业生中的第一名，学贯中西，他先是教书，后来受聘于上海文史馆。

　　“当时我的父母是不同意我考建筑系的，他们认为经济对男孩子来说很理想的专业，对未来发展比较有保证。经济系毕业了，好去银行里面工作，这样的工作是有保障的‘铁饭碗’啊。”张开济先生回忆道，“可是我对父母说我喜欢建筑，他们就让同意我考考看。当时只有中央大学才有建筑系，所以就报考了那里。我估计，当时我父母的想法是，如果我考不上建筑系，我只能死心塌地回来考经济系。”

　　结果，天未遂父母之愿，张开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南京中央大学建筑专业。

　　“我父亲很不高兴。是母亲送我去的南京中央大学。当时还闹了一个笑话，我母亲当时很年轻，中央大学的老师看见我们母子，还以为我是来送我母亲上学的，赶紧对我们说，女生宿舍还有的。”

　　张开济和张永和是中国建筑史上罕见的“建筑父子”。而对于自己的儿子的高考，张开济先生似乎并没有过多的要求：“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的两个儿子一个是小学文化程度，一个是高中文化程度，他们都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们当时比较担心老大，小儿子的‘底子’相对要厚实一些。结果老大考上了经济学院，老二上了南京工业大学——恰恰是我当年上的南京中央大学。后来，老大张保和在耶鲁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后学位后定居美国，老二张永和也在美国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并且在美国4所著名大学执教。”

　　到了90多岁，张开济老先生才有了孙子，虽然目前还不用考虑到孙子的高考问题，但他对现在的家长对孩子高考问题的焦虑和各种匪夷所思的做法不以为然：“我看报纸上说，好些家长又是给孩子定出租车，又是租饭店，大动干戈。其实很没有必要的。我的父母当年没有管我，我儿子高考时，我也没有管他们，一切顺其自然。”

　　顾晓鸣

　　复旦大学历史系旅游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历史系1962级

　　当年，我的高考是幸福的

　　“填高考志愿的时候我心里挺无所谓的，当时觉得被上海戏剧学院录取肯定没问题，所以七个志愿都填的是复旦大学，复旦新闻系、中文系、历史系、历史地理系、经济、哲学……就这样一路填下来。”

　　外滩记者刘牧洋／报道

　　1962年，顾晓鸣17岁，上海市62中学的高三学生。

　　这个平时经常不交作业，有点“吊儿郎当”的孩子在学校里很活跃，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参加话剧组表演和绘画上面。他一心想考上海戏剧学院的舞台美术系，因为“舞台美术系又可以表演话剧，又可以画画”。

　　艺术院校的考试比正式的高考要早，关于那次考试，顾晓鸣记得很清楚：“当时上戏录取17名，一共有360个人报名。初试考的是美术，有60个人通过进入复试。”顾晓鸣进了复试，复试的题目是文化课和口试，这是他的长项，从考场出来的他信心满满。

　　紧接着就到全国高考了，这个时候出了一个变化：从1962年开始，所有的艺术院校的发榜结果都推迟到高考之后才能公布。为保险起见，自觉被上戏录取毫无问题的顾晓鸣还是参加了高考，他选择了考文科。当时的志愿要先填的，他全部填了复旦大学，从复旦新闻系、中文系、历史系、历史地理系……一直填到哲学，七个志愿填得满满的。

　　考语文那天，顾晓鸣一看到作文题目的时候就乐了：“我那次真的是捡了一个大便宜，1962年以前的高考作文题都是很‘左’的题目，或者就是《我的爸爸》、《一件难忘的事》之类，发挥的余地不大。而62年的作文题是《雨后》，这个题目的文学性很强，考的是考生的文学积累，很多同学都愣住了，而我平时就很爱看课外书，知识积累得很多，非常占优势。”

　　考完试后的顾晓鸣很潇洒：“当时心态很放松，一方面是觉得上戏那边应该没有问题了，另一方面我们那个时候高中生毕业都是包工作分配的，并不是一定要上大学。”于是，他立刻又投入到话剧的排练中去。

　　成绩出来了，可惜，没能如愿考上上海戏剧学院。但有些失望的顾晓鸣却在一天早上8点多钟等来了他的第三志愿— —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通知书。后来他知道，语文帮了他的大忙，作文92分。

　　今年60岁的顾晓鸣觉得他们当年的高考是幸福的：他从来没把高考当作个什么事儿，像后来许多人那样把命和前途都押在上面。他有时会在复旦的讲堂上问他的学生高中是如何度过的，大部分学生说的都是学习，只有一个说曾经在电视台实习过。对此，顾晓鸣称：“我当时就摇着脑袋想，当年我们其中最差最不会玩的孩子都自己装卸过矿石收音机呢……”

　　曹文轩

　　作家，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1974级“工农兵”学员

　　我没有高考故事

　　“我的孩子高考的时候，总是叫苦。我说不要叫，你学到晚上11点，我们做家长的还来陪着你。可是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还在田里割稻子呢，又有谁端着牛奶在一旁候着？”

　　外滩主笔 俞悦／北京报道

　　一张口，曹文轩就说，他没有高考故事，因为他是被推荐保送的工农兵学员。

　　曹文轩一生感谢王德义老师：“她是我的恩人。如果没有她，我就上不了北大：如果没有上大学，我只有两种人生可能：要么始终和土地捆绑在一起，要么在地方上从政。”

　　曹文轩的人生奇迹，发生在他的20岁。他的父亲是个小学教员，既无权也无势，而且贫寒，这样的家庭背景。若没有特殊的才能，好运通常到不了他那里的。曹文轩总是在想，自己何时才能离开“牲口一般”的乡间劳作。

　　盐城不大，江苏省里下来的高校招生名额，分配到那里，只有一个。1974年某天，曹文轩接到一个电话，是北大法律系的老师王德义打来的。她要他进城来见个面，后来知道那是个面试。由于业余创作，曹文轩在当地颇得名气，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个名额居然被他得到了。王老师见到曹文轩，对他说：“你去北大吧。”当时北大招生是具有优先权的，王老师最先把曹文轩的档案拿到手里，这决定了20岁的曹文轩的未来的命运。

　　“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并不像想像中那样一团乱的，也是很有章法的，事先要通过数学和物理的考试。由于名额有限，所以更难。”曹文轩说。

　　乡中子弟被北大录取，这在当地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同时也是巨大的荣耀。曹文轩清晰地记得，当时乡亲、朋友以及同学，凑了粮票和钱来，父亲还请木匠为他新打了木箱子，当时是雨季，等那箱子到了北京，便裂了一个大缝，足以钻进一只耗子去。

　　曹文轩被保送到北大图书馆系。学了1个月的图书分类法，便转到中文系去了。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开创了北大历史上转系的先例。大学毕业时，北大要他留校任教。曹文轩不干，回到盐城老家，结果北大一直按时给他寄发工资，“我整整领了一年半的工资，实在不好意思，还是回来了。现在让我去哪，我都不适应了，只能待在北大”。

　　在北大执教二十几年，曹文轩教出了一批如刘震云、陈建功那样的学生。谈到高考的残酷性，曹文轩觉得，竞争是现代社会正常而普遍的事情。要想让普通家庭的孩子通过平等自由的路径进入高校，那中国除了高考这种方式，没有别的办法。

　　“我的孩子高考的时候，总是叫苦。我说不要叫，你学到晚上11点，我们做家长的还来陪着你。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还在田里割稻子呢，又有谁端着牛奶在一旁候着？”曹文轩认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苦难。有个细节总是被忽略，当下这个时代的语境，是个“享乐主义时代”的语境。我们这个时代，缺少了苦难教育，家长自己曾经经受的苦难，不愿意让孩子来承担，他们过分地渲染了孩子的苦。“但我认为，这种苦难，是不能省略的”。

　　“高校招生的名额就那么多，谁能上，谁不能上？谁能上名牌大学，谁不能？总是要通过考试决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竞争将永远反映在高考上面。”

　　李六乙

　　“人艺”导演，先锋戏剧的领军人物。

　　中央戏剧学院1982级

　　一看是通知书，我的脑袋就开始充血

　　外滩主笔 俞悦／北京报道

　　“我第一次高考，落榜了。”光头导演李六乙语调平和。

　　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当时李六乙有着明确的理想，就是考哈尔滨军工大学，当物理学家。然而事与愿违，他的最初的梦想因几分之差而破灭。

　　第二年他在家待业一年，到了1980年，他决定报考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于是1980-1982年，他在家自学了3年。

　　整整3年，李六乙每天骑自行车到四川省图书馆——早上9点准时进去，晚上9点出来，1000多天，不敢间断。

　　泡在图书馆里的那3年，李六乙看了大量戏剧理论方面的书。80年代初，全国展开了“美学大讨论”，他的阅读开始涉及美学、哲学、历史等领域，他的大部分知识储备，都来自那个阶段。李六乙书读得越多，就越有自信。1982年，当他把自己的论文寄到中戏的时候，对考上中戏已经胸有成竹了。

　　那年的4月，中戏的熊源伟老师来到成都——他负责西南考区的招生工作。去之前，有人跟他说，四川有个小子论文写得很厉害，要他留意。“我那时年轻气盛，读了几本书就喜欢卖弄。我论文的标题是《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与中国戏曲之比较》，后来在考场上，我对答如流”。专业考试，李六乙是西南考区第一名。

　　“考试那天，我记得除了主考官熊源伟，旁边还有一位老师，一直默不作声。末了，他突然发问：劳逊《电影戏剧编剧》一书的精髓是什么？我答，强调意志冲突。他笑了笑，什么也没说。接着是作品分析考试。一帮考生们被带到电影院里，好像看的是郑洞天的作品《邻居》。我进去的时候，手上拿着纸和本，结果被后面的人一撞就找不到了。这时旁边有个人笑着说别着急，我帮你捡。我认出是考场上问我问题的老师。后来进了中戏，我才知道，他就是现在中戏的名誉院长徐晓钟先生” 。

　　论文和作品分析之后，李六乙被通知赴京参加面试。“面试包括小品、朗诵什么的。我根本不会考。那些北京考区的考生，都是专门请了老师进行了专业训练的，我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呀。”李六乙不记得当时得了多少分，他只记得他用成都话朗诵了一首诗。

　　等待结果是最折磨人的。“在考场上结识的那帮考生，文化课考试之后，来往频繁起来。到后来就开始传消息，人心惶惶的。有个考生的父亲是新华社驻成都记者，她的消息最多”。

　　到了8月底，李六乙的通知书还没有到来，家人就开始着急了。有一天，家在成都市川剧院的一个考生给李六乙打电话，说他的通知书地址寄错了。李六乙家在四川省川剧院里，结果寄到了成都市川剧院。这个小小的疏忽，着实折磨人。

　　“我跳上自行车就奔成都川剧院了，到那儿打开信封，一看是一张红色的通知书，我的脑袋就开始充血”。就这样，李六乙成为他们那个院子，甚至是那条街道上的第一个大学生。

　　相关专题：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