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部部长徐冠华称，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研工作者以实际行动铸就“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精神，“但是，也必须清楚地看到，在今天的科技界依然还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科学道德问题”。徐提出，较突出科学道德问题主要包括：追求名利，把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看作是个人捞取好处的手段，急功近利、心浮气躁，造成科研成果粗制滥造、低水平重复；不顾科研工作职业操守，不甘心默默无闻地潜心做好科学技术研究，而是在科研过程中闪烁其词、弄虚作假，欺骗社会大众；带有“文人相轻”陋习，在科研群体中
不能和他人和谐相处，缺乏团结协作精神，在科技界造成极其不良后果。（中国新闻网3月24日）
高尚的科学道德情操从来都是科学研究和科技进步的精神力量，应该引起重视。但是，把“追求名利”、“不甘心默默无闻地潜心做好科学技术研究”等等都看作是突出的“科学道德”问题，值得商榷。
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指出，人都潜在着不同层次的需要，包括自我实现的需要、受人尊重的需要等等，人人都希望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获得稳定的社会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追求名利，只要手段正确方式合法合理，不损害他人的正当权益，也未尝不可。抛头露面、名利双收的事情不应该是官员和商人们的专利，科研工作者也是人，当然也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名利，一味要求他们“甘心默默无闻”，显然未必是公允的，也不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于某些科研工作者而言，淡泊名利、默默无闻地潜心做研究，有利于他们搞好工作、取得成果，但这并不表示他们一旦追求名利就是错的，只要把握理性的尺度，适当的名和利的鼓励，同样是调动广大科研工作者们积极性的有利因素，不可一概否定。
事实上，“追求名利”、“不甘心默默无闻地潜心做好科学技术研究”之所以会被当成是突出的科学道德问题，并非是由于这些做法本身是错的，根源在于现在的体制、机制尚存在某些“肠梗阻”，不能够引导科研工作者们用正确的方法、通过正确的途径去追求名利，于是有些科研工作者会舍本逐末，采取某些不正当、不道德的方法去追求名利，结果酿成了所谓的科学道德问题。例如，日前，韩国科技部和科学财团在首尔召开“最高科学家”评审委员会，正式决定撤销黄禹锡的“最高科学家”称号。“最高科学家”评审委负责人称，黄禹锡2004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论文出自造假，他愧对“最高科学家”这一殊荣的事实已确定无疑，因此决定撤销他的该称号。那么，是不是一个科研工作者追求“最高科学家”这样的“名利”本身是错的呢？当然不是。如果这本身是错的，那么有关方面根本就不该设立这一殊荣称号了。黄禹锡的“不道德”，不在于他想获得这些殊荣称号，而是他弄虚作假，获得名利的方式、途径不正确不道德。
韩国的科研体制、机制如何是韩国的事情，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黄禹锡事件里可以看出，科研工作者追求名利没有错，人们也没有权利要求他们必须“甘心默默无闻”，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体制、机制，消除某些体制、机制内的“肠梗阻”，引导科研工作者们凭借扎实的工作、丰硕的成果，通过正确的途径去追求名和利。这样，追求名利、“不甘心默默无闻”不仅不会成为所谓“突出的科学道德”问题，还能够成为更好地调动广大科研工作者积极性、促进他们多扎实工作多出成果的有利因素。科研工作者必须有道德，但他们不能够成为道德神坛里的泥塑，社会对他们的道德要求也不能过于笼统过于泛化，而漠视、压抑他们的正常需求。事实上，恰恰是由于长期对科学道德泛泛而谈，过于笼统，忽视了科研工作者的正常需求，没有能够给他们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追求名利的途径，特别是科研工作往往必须依附权力才能够获得名利，这才是导致某些科研工作者抄袭剽窃、急功近利、“官本位”突出、丧失道德的重要原因。
稿源：红网 作者：邓清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