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拐报道中的故事:一位艰难老父亲的离奇经历

2012年12月03日12:37  新浪传媒
新浪传媒论坛:圆桌讨论 新浪传媒论坛:圆桌讨论"反拐报道的法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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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1月30日,新浪传媒论坛第二期在北京开讲,本期论坛以“正义,为了尊严——反拐报道中的法与理”为主题,来自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反拐办以及传媒界精英、社会专家等分享反拐见解体会。

  以下为本期论坛圆桌讨论下半部分内容:

  吕玉刚:刚才关于反拐的内容、角度,前面都说了不少,我简单说一下我个人感受。陈主任也说了,反拐的报道,他们的工作是保持着高压严打。第二,反拐行动计划也上报了国务院。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拐骗的事件屡禁不止,老是层出不穷?作为媒体而言,对于这些拐骗的报道,在我的印象中就是触目惊心的画面,撕心裂肺的呐喊,最新进入我脑海里就是这些画面。但是作为反拐事件涉及到方方面面,非常非常复杂,媒体所传递给老百姓的,就是刚才冯媛女士在视频中体现的,和我印象中差不多,就是阵发式,偶发式的。我个人认为反拐真正要做到广而告之,深入人心,在前期的预防更重要,这一点媒体在报道这一块恰恰是比较缺失的环节。

  刚才冯女士也说了,反拐的报道陈主任更多青睐于央媒,希望今后能够多关照一下地方的媒体。对于媒体报道这一块,更多的关注了破案、解救、这些环节给予的关注度更高。如果真正让被拐骗深入人心,平时生活中人人决绝,人贩子人人喊打,需要持续性的,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大案子要破了,媒体集中轰炸一部分,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了。我个人建议,在购买事件信息的发布渠道,媒体的选择,官方和媒体沟通的渠道,以及信息获取能够更多,更及时的跟我们媒体进行沟通,让媒体更多的进入前置或后延,全方位进入报道的合力,而不是仅仅在报道和解救的时候让媒体参与这个环节。

  郭嘉:我非常高兴刚才法制晚报主编吕玉刚说到预防的问题,其实在陈主任介绍里也强调了预防的重要性,但是这可能预防的思路、策略等等,在座的各位接触的不是很多。我想讲一下预防是一种主动性的干预,在预防策略的选择上,我们有一个思路是,根据已经发生的问题,确认高危的人群,高危的地区和高危的行业,根据目前的状况进行前期的干预。

  比如在我们项目中国实施过去的七八年过程中,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劳动相关的拐卖,这个领域里中国现在有一个潜在的,我们认为是比较庞大的群体是儿童的群体,但不是3岁以下的幼儿,而是初中的,尤其是农村的孩子们。因为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农村的孩子可能不会进入高中继续读大学,很大一部分是初中毕业马上出去就业。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孩子如果留在农村他可能是留守儿童,这个比例很高。如果进入程度,他成为流动儿童。如果是留守儿童还是流动儿童,他从学校到社会的过程中,会面临诸多的风险。如果他不留在学校,到了校外可能会面临拐卖,可能会走失,或者像前一段时间耸人听闻孩子在垃圾箱里惨死的案例。我们的预防在孩子没有危险的过程中给他们提供一些保护,我们叫打预防针。

  这个成本根据我们项目在学校搞的培训项目来计算,成本很低,我们开办一套教材,这个教材平摊到我们试点学校每个孩子的成本前期大概是5块钱,到后期成本更低。如果这个孩子被拐卖了,我们陈主任的公安系统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警力和资金跨省解救,这种情况下我想五万块钱也是不够的。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预防的时候在前期介入。谢谢。

  曹海丽:我觉得刚才吕玉刚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屡禁不止,公安部专项活动,高压严打的一波波运动,但是大家看到成效是非常有限的。在公安部看是一个具体的法律行动,但是要回答是社会整体的问题,是一个制度问题,首先得允许这些非法的雇主存在,他们要雇佣这些人。中间的人,包括买方市场,整个环节上都存在种种问题,法律非常滞后。其实很多原因可能不是一次行动,或者一个法律出来就能解决的,有时候也是文化传统。我觉得要更细微的体察这些东西,但并不见得你写出来的报道能把这些东西解决,但必须是一个方向。

  徐百柯:冰点涉及到一些关于反拐的报道,虽然不是很多,但为了准备这个会我看了一下有评论,有一般的主打报道,也有特稿。今天我从2010年年底的一篇报道,跟大家探讨一下我的两点很粗浅的思考。这篇报道叫“父亲的光芒”,我看到陕西当地媒体很短的报道,大概说一个60多岁的陕西老汉,他的儿子30多岁,他不承认自己的孩子智力有问题,但是据周围的人说,至少在那个临界点上有智障的表现。他的儿子丢了,很多人告诉他可能被绑架到了当地黑砖窑里。这个老汉开始疯狂的找他的儿子。激起我们写一个长篇特稿的是,他接到通知以后,突然有一天在街头有人说你的儿子出现了,他赶过去发现不是他的孩子,但是也是一个智障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跟他的儿子曾经在一个黑砖窑里工作过,和他的儿子相互交换了名字,并且约定说,如果有一天能够跑出来,或者被解救出来,一定要通知对方的家人。这个老汉说,我没有救出自己的儿子,但是我救出了别人家的孩子。当时最打动我的,包括为什么做成标题,做了不那么常规的标题,你感觉囚禁智障的人,把他们作为奴工,刚才提到了“现代奴隶”制度,我觉得这是一种极端冷漠。作为一个父亲他不断的拼了性命在寻找儿子,能够体现出人性里特别光辉,或者特别本真性的善,特别希望通过一个特稿来表现,当初我们设想,街头上这个父亲他以为跟他儿子的相遇会是明暗相接的现场,包括整个寻找、解救是善恶相接,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战场。我们写了这么一篇特稿。

  特稿中写了一些细节,后来陆陆续续看到很多同行提供的故事,包括刘伊曼讲的心理感受,我觉得更多时候反拐,不管是一线警察的解救和媒体的介入,我觉得更像是冗长的恶和平凡的善。我们稿子里有一个细节,这个老汉的故事被当地媒体登到报纸上,有很多人给他打来电话,当然很多人表示是支持、理解、安慰的。但是他真的接到不少的电话,对方上来说,你的儿子就在我这儿出砖,你给我钱我就放人。我们记者查了一下,他一天上午有四六十个电话,最开始价钱是1千、2千,到中午的时候有人喊出10万的价格,你的儿子在我这儿,你给钱我放人。在这些故事里,我相信这些人是投机和赌的机会,赌一个病急乱投医的父亲会给钱,我觉得是冗长的恶。刚才各位提到了,他觉得我买来这个孩子可能不构成犯罪,因为我对这个孩子很好,我给他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他有更好的发展。如果这种观念不断的从一些地区向全国范围内,乃至国际间扩散,至少我个人觉得这可以定义为最经典意义上冗长的恶。

  所谓平凡的善,你会通过各种故事,我刚才讲打电话来向这位老汉表示安慰的,支持的,刚才也提到了,微博上“随手拍照解救儿童”的反拐,我相信这里面也许没有那么惊天动地,没有那么全力以赴的解救,但是确实是一些绵薄之力,一些非常顺手的行为。我越来越觉得,也许我们媒体要处理的故事,或者我们能够深入的空间,可能除了在极端冲突的新闻现场以外,我们从长时段来看,我们更多的能不能挖掘这种冗长的恶,表达平凡的善。

  我想说一下我们记者在这篇报道里遇到制度性的现状是什么。这个老汉整整用了半年的时间想不断的报案,但整整半天时间他连案都没有立上。很简单,最经典的理由,一是,证据不足。二是,不是我的辖区。这两点理由记者写进了稿子,但实际上我们有非常深入的沟通,其实记者拿到的一些线索来看,有理由怀疑在很多基层,尤其是黑砖窑盛行的地方,或者黑煤矿盛行的地方,我们相信有这种默契或勾结的。但是,坦率的说媒体也很难拿到证据,最后在报道里是没有出现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相当把握的判断,会有这种情况出现。这种制度上的困境怎么疏解,可能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陈士渠:关于立案这个问题,在反拐专项之前儿童失踪是不立案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发生追求刑事责任才立案,失踪可能是意外,不是刑事案件。后来我们发现很多孩子可能是被拐了,表现为失踪,后来调整了,现在规定18岁以下少女失踪和14岁以下儿童失踪都必须立案侦查。14岁以上男人的失踪,或者18岁以上妇女失踪了,这个现在没法律依据。当然有别的证据证明被拐了,或者强迫劳动,这个公安机关是必须要立案,不立案不行。

 蓝方:中青报这个案例半年之后,我们在智障奴工论坛上听到这个故事,半年之后这个故事又有新的进展。我们之后做报道发现之后做了非常详细的报道。这个故事后来有新的发展,这个老汉又找到第三个人,从同一个砖窑里出来第三个人,这个人是一个低智商,但是他能和常人进行沟通,还有当时跟他一起工作和被奴役的十几个人,还指证有一个被伤害了。我们半年后拿到这个选题开始做,这个故事分为三段,一个是他自己的孩子丢了。第二个,他遇到了刘小平。第三个,他遇到最后一个段群娃,我们核实第二个故事,他在路上遇到智障进行报警,警方也主动了警力对当地砖窑进行了普查,但是都没有发现他的儿子,此时不了了之,也没有立案,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最后我打电话问当地公安警方,跟他们负责人交流这个案子,他很肯定的告诉我说,那个老汉说,刘小平和他儿子在一个砖窑里工作是虚构的,他教那个智障人说他和他儿子在一起工作,让公安去检查。我说刘小平身上那么多伤,这些都是真的。他告诉我,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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