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传媒论坛：圆桌讨论"反拐报道的法与理"

新浪传媒论坛：圆桌讨论"反拐报道的法与理"

　　2012年11月30日，新浪传媒论坛第二期在北京开讲，本期论坛以“正义，为了尊严——反拐报道中的法与理”为主题，来自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反拐办以及传媒界精英、社会专家等分享反拐见解体会。

　　以下为本期论坛圆桌讨论下半部分内容：

　　吕玉刚：刚才关于反拐的内容、角度，前面都说了不少，我简单说一下我个人感受。陈主任也说了，反拐的报道，他们的工作是保持着高压严打。第二，反拐行动计划也上报了国务院。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拐骗的事件屡禁不止，老是层出不穷？作为媒体而言，对于这些拐骗的报道，在我的印象中就是触目惊心的画面，撕心裂肺的呐喊，最新进入我脑海里就是这些画面。但是作为反拐事件涉及到方方面面，非常非常复杂，媒体所传递给老百姓的，就是刚才冯媛女士在视频中体现的，和我印象中差不多，就是阵发式，偶发式的。我个人认为反拐真正要做到广而告之，深入人心，在前期的预防更重要，这一点媒体在报道这一块恰恰是比较缺失的环节。

　　刚才冯女士也说了，反拐的报道陈主任更多青睐于央媒，希望今后能够多关照一下地方的媒体。对于媒体报道这一块，更多的关注了破案、解救、这些环节给予的关注度更高。如果真正让被拐骗深入人心，平时生活中人人决绝，人贩子人人喊打，需要持续性的，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大案子要破了，媒体集中轰炸一部分，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了。我个人建议，在购买事件信息的发布渠道，媒体的选择，官方和媒体沟通的渠道，以及信息获取能够更多，更及时的跟我们媒体进行沟通，让媒体更多的进入前置或后延，全方位进入报道的合力，而不是仅仅在报道和解救的时候让媒体参与这个环节。

　　郭嘉：我非常高兴刚才法制晚报主编吕玉刚说到预防的问题，其实在陈主任介绍里也强调了预防的重要性，但是这可能预防的思路、策略等等，在座的各位接触的不是很多。我想讲一下预防是一种主动性的干预，在预防策略的选择上，我们有一个思路是，根据已经发生的问题，确认高危的人群，高危的地区和高危的行业，根据目前的状况进行前期的干预。

　　比如在我们项目中国实施过去的七八年过程中，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劳动相关的拐卖，这个领域里中国现在有一个潜在的，我们认为是比较庞大的群体是儿童的群体，但不是3岁以下的幼儿，而是初中的，尤其是农村的孩子们。因为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农村的孩子可能不会进入高中继续读大学，很大一部分是初中毕业马上出去就业。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孩子如果留在农村他可能是留守儿童，这个比例很高。如果进入程度，他成为流动儿童。如果是留守儿童还是流动儿童，他从学校到社会的过程中，会面临诸多的风险。如果他不留在学校，到了校外可能会面临拐卖，可能会走失，或者像前一段时间耸人听闻孩子在垃圾箱里惨死的案例。我们的预防在孩子没有危险的过程中给他们提供一些保护，我们叫打预防针。

　　这个成本根据我们项目在学校搞的培训项目来计算，成本很低，我们开办一套教材，这个教材平摊到我们试点学校每个孩子的成本前期大概是5块钱，到后期成本更低。如果这个孩子被拐卖了，我们陈主任的公安系统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警力和资金跨省解救，这种情况下我想五万块钱也是不够的。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在预防的时候在前期介入。谢谢。

　　曹海丽：我觉得刚才吕玉刚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屡禁不止，公安部专项活动，高压严打的一波波运动，但是大家看到成效是非常有限的。在公安部看是一个具体的法律行动，但是要回答是社会整体的问题，是一个制度问题，首先得允许这些非法的雇主存在，他们要雇佣这些人。中间的人，包括买方市场，整个环节上都存在种种问题，法律非常滞后。其实很多原因可能不是一次行动，或者一个法律出来就能解决的，有时候也是文化传统。我觉得要更细微的体察这些东西，但并不见得你写出来的报道能把这些东西解决，但必须是一个方向。

　　徐百柯：冰点涉及到一些关于反拐的报道，虽然不是很多，但为了准备这个会我看了一下有评论，有一般的主打报道，也有特稿。今天我从2010年年底的一篇报道，跟大家探讨一下我的两点很粗浅的思考。这篇报道叫“父亲的光芒”，我看到陕西当地媒体很短的报道，大概说一个60多岁的陕西老汉，他的儿子30多岁，他不承认自己的孩子智力有问题，但是据周围的人说，至少在那个临界点上有智障的表现。他的儿子丢了，很多人告诉他可能被绑架到了当地黑砖窑里。这个老汉开始疯狂的找他的儿子。激起我们写一个长篇特稿的是，他接到通知以后，突然有一天在街头有人说你的儿子出现了，他赶过去发现不是他的孩子，但是也是一个智障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跟他的儿子曾经在一个黑砖窑里工作过，和他的儿子相互交换了名字，并且约定说，如果有一天能够跑出来，或者被解救出来，一定要通知对方的家人。这个老汉说，我没有救出自己的儿子，但是我救出了别人家的孩子。当时最打动我的，包括为什么做成标题，做了不那么常规的标题，你感觉囚禁智障的人，把他们作为奴工，刚才提到了“现代奴隶”制度，我觉得这是一种极端冷漠。作为一个父亲他不断的拼了性命在寻找儿子，能够体现出人性里特别光辉，或者特别本真性的善，特别希望通过一个特稿来表现，当初我们设想，街头上这个父亲他以为跟他儿子的相遇会是明暗相接的现场，包括整个寻找、解救是善恶相接，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战场。我们写了这么一篇特稿。

　　特稿中写了一些细节，后来陆陆续续看到很多同行提供的故事，包括刘伊曼讲的心理感受，我觉得更多时候反拐，不管是一线警察的解救和媒体的介入，我觉得更像是冗长的恶和平凡的善。我们稿子里有一个细节，这个老汉的故事被当地媒体登到报纸上，有很多人给他打来电话，当然很多人表示是支持、理解、安慰的。但是他真的接到不少的电话，对方上来说，你的儿子就在我这儿出砖，你给我钱我就放人。我们记者查了一下，他一天上午有四六十个电话，最开始价钱是1千、2千，到中午的时候有人喊出10万的价格，你的儿子在我这儿，你给钱我放人。在这些故事里，我相信这些人是投机和赌的机会，赌一个病急乱投医的父亲会给钱，我觉得是冗长的恶。刚才各位提到了，他觉得我买来这个孩子可能不构成犯罪，因为我对这个孩子很好，我给他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他有更好的发展。如果这种观念不断的从一些地区向全国范围内，乃至国际间扩散，至少我个人觉得这可以定义为最经典意义上冗长的恶。

　　所谓平凡的善，你会通过各种故事，我刚才讲打电话来向这位老汉表示安慰的，支持的，刚才也提到了，微博上“随手拍照解救儿童”的反拐，我相信这里面也许没有那么惊天动地，没有那么全力以赴的解救，但是确实是一些绵薄之力，一些非常顺手的行为。我越来越觉得，也许我们媒体要处理的故事，或者我们能够深入的空间，可能除了在极端冲突的新闻现场以外，我们从长时段来看，我们更多的能不能挖掘这种冗长的恶，表达平凡的善。

　　我想说一下我们记者在这篇报道里遇到制度性的现状是什么。这个老汉整整用了半年的时间想不断的报案，但整整半天时间他连案都没有立上。很简单，最经典的理由，一是，证据不足。二是，不是我的辖区。这两点理由记者写进了稿子，但实际上我们有非常深入的沟通，其实记者拿到的一些线索来看，有理由怀疑在很多基层，尤其是黑砖窑盛行的地方，或者黑煤矿盛行的地方，我们相信有这种默契或勾结的。但是，坦率的说媒体也很难拿到证据，最后在报道里是没有出现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相当把握的判断，会有这种情况出现。这种制度上的困境怎么疏解，可能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陈士渠：关于立案这个问题，在反拐专项之前儿童失踪是不立案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发生追求刑事责任才立案，失踪可能是意外，不是刑事案件。后来我们发现很多孩子可能是被拐了，表现为失踪，后来调整了，现在规定18岁以下少女失踪和14岁以下儿童失踪都必须立案侦查。14岁以上男人的失踪，或者18岁以上妇女失踪了，这个现在没法律依据。当然有别的证据证明被拐了，或者强迫劳动，这个公安机关是必须要立案，不立案不行。

　蓝方：中青报这个案例半年之后，我们在智障奴工论坛上听到这个故事，半年之后这个故事又有新的进展。我们之后做报道发现之后做了非常详细的报道。这个故事后来有新的发展，这个老汉又找到第三个人，从同一个砖窑里出来第三个人，这个人是一个低智商，但是他能和常人进行沟通，还有当时跟他一起工作和被奴役的十几个人，还指证有一个被伤害了。我们半年后拿到这个选题开始做，这个故事分为三段，一个是他自己的孩子丢了。第二个，他遇到了刘小平。第三个，他遇到最后一个段群娃，我们核实第二个故事，他在路上遇到智障进行报警，警方也主动了警力对当地砖窑进行了普查，但是都没有发现他的儿子，此时不了了之，也没有立案，没有进一步的行动。最后我打电话问当地公安警方，跟他们负责人交流这个案子，他很肯定的告诉我说，那个老汉说，刘小平和他儿子在一个砖窑里工作是虚构的，他教那个智障人说他和他儿子在一起工作，让公安去检查。我说刘小平身上那么多伤，这些都是真的。他告诉我，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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