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传媒论坛：圆桌讨论"反拐报道的法与理"

新浪传媒论坛：圆桌讨论"反拐报道的法与理"

　　曹丽辉：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点，我们在进行反拐报道的时候，考虑到双方，无论是拐卖人口还是被拐人我们要考虑到人格权、民事权，可能这往往是我们在报道中会忽略的。在揭露违法犯罪行为的同时，预防二次伤害。在事件向案件发展过程中，媒体，特别是都市类媒体经常会犯一个毛病，没有遵守报道的程序，经常是这个事情还在发展的过程中，或者案件还在审理中未判决，自己先进行媒体审判、舆论审判，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日常报道需要注意的。特别要突出我们司法在人权方面的保障，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新闻媒体还需要做努力的地方。

　　蓝方：我想介绍一下财新的反拐的报道，财新比较喜欢做一些深入报道，除了案例报道，我们试图从公共政策做一些拐卖的报道。我们之前在收养地做过一些分析，这些家庭为什么要买卖孩子，计划生育出了什么问题，收养政策出了什么问题。我比较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觉得像一些国际组织，一些NGO给记者提供一些专业的培训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最大的一个好处是，我们完全可以拓宽记者的视野。我突然想到一个案例，关于我们之前做的报道，应该很多人都遇到过，大概在王府井下面的地下通道，我遇到了一群小孩，11、12岁，像没头苍蝇见到行人就扑上去给你塞小广告。当时我想方设法跟小孩聊了一些，问他们为什么要出来，为什么不读书，喜欢这儿还是喜欢回家，跟他们聊了一会儿。之后我们做了一篇报道，关于中国西部农村辍学潮的报道，中国西部农村现在孩子初中辍学率已经达到20%到30%，分析这样还是为什么不读书，当地基础教育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家庭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后来我参加了联合国和青基会他们对记者反拐报道方面的培训，我突然意识到我之前肯定的现象其实是赤裸裸人口拐卖的问题，这些孩子没有成年，他们在家里由包工头组织起来，从家里面运送到城市，在城市里强迫他们发小纸片，他们每次拿到的工资是非常第，包工头从中克扣一些。我们从人口拐卖再看这些社会现象可以做出不同的稿子，可以看他们从农村到城市的利益链条是怎样的，他们在城市里非法打工的状态，人社部门、劳动部门究竟有那些缺位和缺位，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做一个报道。我们上次在培训中做过一个探讨，学生工，我们以前做过很多学生工的报道，现在临岗实习制度有什么问题，中国职业教育制度出了什么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学生工可能是一种人口拐卖。当时老师也说到，学校是一个强势地位，胁迫这些孩子你不去打工不给你学生证，包括一些中介把他们介绍到工厂，中间有利益的输送，包括他们到了工厂也处于被劳动剥削的状态，跟人口拐卖很相象，之前我没有从这样的角度想过这些问题。这样想，可能在做报道的时候会加入一些不同的视角和想法。我蛮喜欢这样的培训，如果以后有更多这样的机会对我们记者成长和报道是很有好处的。

　　曹海丽：我觉得培训很有帮助，有时候专业性、国际性视野的达成，可以通过交流可以实现。有一些问题没有想到，在整个国家层面上，法律层面上没有一个定义，大家往往看问题会想不到，不知道从哪个角度看。有时候不光是记者本身的问题。

　　徐智慧：我是新闻周刊的。我想分享一点我一些不成熟的思考。有一个案件大概是今年6、7月份发生在河北邢台，有一个黑诊所参与的贩运网络被破获。这个案件最主要的特点，他有一些医务人员涉案。他们利用黑诊所为胎儿检测性别，还承担一些分娩的职责。我记得平乡县人民医院的医生，他是黑诊所幕后的人士。这个案件最主要的特点，正规医务人员牵涉到贩运网络里。这个案件之所以引起我很大的思考，我在采访调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河北邢台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成为人口贩卖的目的地，非常重要的目的地，当然河北省本是一个很大的目的地，除了河北还有河南、山东、北京，所有传统问题相对于积累比较浓厚的地方。跟他相对应是四川凉山、云南贵州这些偏远的，经济欠发达的地方，他们成为人口输出，或者拐卖人口输出的大省，这里面反映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第一点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上也存在一些差距，导致这些输出省很多人士愿意把孩子卖出去获得这种收入。甚至包括四川凉山，这个案件很多审案人员是孩子的亲生父母，亲生父母涉案也是这个案子很大的特点，亲生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卖到外地获得一定的收入，我记得男孩可以获得2、3万，女孩也可以获得2万元左右。

　　计划生育执行过程中，他计生政策执行结果也存在很大的不同。河北邢台这个地方，他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在执行，但是他的成果是不尽如人意。最明显的一点，他打击“两非”，一个是非法终止妊娠，一个是非法检测胎儿性别，这个“两非”行为在当地是非常普遍的。在严厉的打击之下，他现在延伸到更隐蔽的方式，把检测胎儿性别的设备装在一辆车上，变成一个流动的检测站，这个据我了解在当地是比较普遍的，也导致检查、打击越来越困难。

　　传统文化的不同，燕赵，包括整个中国的北方重男轻女比较严重，在偏远的地方这方面稍微差一点。我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记得陈主任跟我介绍过这个情况，在当地买卖女孩的现象在近一两年多过买卖男孩，为什么是这个现象？这也是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原因，也是人口出生比的失衡有关系。很多农村家庭通过检测婴儿性别，如果第一胎生出来是男孩，他就满足了，就完成任务了，但是又觉得不完美，希望再有一个女孩更好，这时候很多家庭会采用买一个女孩的方式完善自己家庭的结构。另外，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在当地是非常严重的现象，河北有一个地方，最严重的地方人口出生性别比是131：100，这一年每出生131个男孩，后面出生100个女孩，人口出生性别比是非常非常失衡的，这样如果持续发展下去会形成社会灾难。我刚才所讲的这些是人口拐卖背后社会学的因素和背景，这是我们媒体需要重点钻研的方向。

　　刚才Paul Buckley先生讲到以成年男子强迫劳动和拐卖，跟我们以前打拐和大家公众认识层面上的打拐是很不一致的。以前我们没有意识到，也许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没有到这个程度，但是现在应该引起迫切关注。人口作为一种要素在不同的地区流动。一些很大企业近一两年从深圳搬到了中国一些内地的劳动力输出的大省，他本身也是倾向于获得更廉价的劳动力。在中国随着经济发展，最近几年劳动者权益保护和人口拐卖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比如2003年、2004年，我曾经在东莞，那时候在当地的工厂，很多工人每周工作七天，工厂的大门是比较随意出入。另外，他们每天工作长达15小时以上，这样连续工作七天，人身自由受到一些限制。这在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我的认识层面还没有达到这个层次，实际上应该属于强迫劳动。在这种社会经济环境之下，他很容易和拐卖人口联系起来。这种情况下很难避免有一些人口非自愿进入一个工厂，被禁锢起来像在一个集中营的地方被强迫劳动。包括对一些儿童的强迫劳动，一些智障人群、弱势人群，我觉得我们的法律和公共政策方面可能存在一些缺陷。贵州地区五个流浪儿被闷四在垃圾箱的事件在中国是不缺乏的，他背后是流浪人群和弱势人群法律保护存在缺陷，这些是我们媒体需要深度关注的区域。

　　钱昊平：老师刚才讲的，我们爱一些反拐的报道中指责受害人，比如对一些女孩子上网反拐，或者对于高工资的引诱被骗了。对我们媒体来说我们不觉得是指责，只是在报道中习惯性的想对一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知道是为什么。其实从我们的出发点，这么做也许让他们的家长平时注意一点，小孩子不要去网吧，不要过多的跟陌生人聊天。媒体的报道往往不满足于单纯一个案件的报道，他希望每一个新闻尽量反映一些社会的现象。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打拐报道，基本上是大同小异，但是有一点很多报道没有提及社会生态的问题。大家可以注意，如果有一个地方有贩卖人口，可能往往集中在几个地区，像贵州、四川比较多，人口往往在一个地区也会集中在几个地方，比如某一个县，某一个村或某一个镇比较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是安徽的，我们老家就有这样的事情。当有一家买一个媳妇回来会出现一个现象，整个村里都是他的眼线，买来的媳妇想逃走的时候，刚到村口就有人跟他家里人说你们家老婆走了。如果她再想往前跑，跑到别的村也会有人知道，所以这种地方往往有一种默契，包括当地的村委会、基层派出所不知道吗？他们都知道。不仅是买老婆，买小孩也是这样，在村里左邻右舍往往是很默契，他们是不会说的。这种我们在新闻报道里体现跳出我们原有的报道对这些事情进行分析。

　　我跟陈主任探讨一下，我们跟公安的采访，往往依赖于公安提供一些采访资源，特别是跟公安部一起行动的时候，大家知道公安部需要审稿，公安机关他认为这个不适合说的，他就删掉了，你不要再报道了。包括我刚刚讲的这样的情况，如果在我们的文章里出现，可能公安部在审稿的时候就给删掉了，他认为你没有必要让社会弥漫着同情。实际上不仅是打拐的报道，其他一些法制报道，公安机关的报道，机关我们根据公安机关的意思去发表文章，也不一定达到公安机关的目的。即便按照我们媒体的思路发表文章，也不见得能够影响公安机关的想法，这一块希望公安机关与我们多做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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