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69岁的孙景霞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第一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没有人陪伴。

　　4月26日，在日本东京高等裁判所，她流着泪背诵完了那份几经易稿的陈述书，流着泪讲述了近20年来家庭支离破碎的凄惨状况。

金犊奖大陆初审揭晓 AC-尼尔森互联网调查 体验财富之旅赢大奖! 中国时尚品牌网展

　　这是一场进行了9年的中国公民状告日本政府的官司，在2003年9月29日中方胜诉后，日本政府上诉，官司再起波澜，可能还要持续一两年。毒剂弹改变她的命运

　　孙景霞为什么不顾高龄体弱，独自到异国他乡打这场官司呢？这还要追溯到20年前的松花江上。

　　孙景霞的丈夫肖庆武是黑龙江省航道局工人。1974年10月20日，孙景霞的丈夫肖庆武和李臣、刘振起等几位工友在松花江佳木斯段清淤时，抽上一颗炮弹，炮弹中流出的液体沾到三人身上，导致皮肤红肿，继而起了许多大水泡。肖庆武病情严重，记者从孙景霞提供的照片看到，他一只脚溃烂，没有了脚趾，腿部瘦骨嶙峋，其状恐怖。

　　后经证实，这枚炮弹是侵华日军丢弃在松花江中的芥子气毒剂弹。

　　也就是这枚毒剂弹，改变了孙景霞的生命历程。

　　“丈夫病重，生活不能自理。我1981年辞掉了服装厂的工作，单位每个月补贴30元，”孙景霞说起往事，尽力控制着不让眼泪流出。

　　1991年，肖庆武去世。丈夫去世后，这仅有的30元补贴也取消了。为了偿还给丈夫治病欠下的巨额医药费，孙景霞把自家的房子都卖了。

　　小女儿肖桂娟因为和肖师傅共用了同一个洗脚盆，也被芥子气感染了。“那时候我的小女儿6岁，特别乖，要给爸爸洗脚，没想到被感染了。现在，两只手和鸡爪一样，连生活都不能自理。”4月28日在北京接受《青年参考》采访时，孙景霞说。

　　“从1993年起，小女儿病重，到现在卧床七八年了，姑爷没办法，走了。我要照顾女儿，还要照顾外孙女。别人能离开，我能吗？”

　　孙景霞家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已经接替父亲，在航道局上班。孩子被叫做“小芥子气”

　　毒剂弹的受害者不只是孙景霞一家。

　　李臣、刘振起也是那次事件的受害者。事发30分钟后，李臣开始感觉呼吸困难、口干舌燥，并相继出现流泪、流鼻涕、恶心想吐的症状。第二天，李臣住进了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后来转至沈阳202医院治疗。但入院时，他全身已起满水泡，根本无法脱下衣服。医生只好将他身上腐烂掉已经和衣服粘在一起的皮肉一点一点地切除。其间李臣因疼痛难忍一度昏死过去。之后，他经过50多天的住院治疗，终于出院。

　　但他出院不到两个月病情突然恶化，不光是两手，连肛门、咽喉也肿了起来。后来病情不断反复。直至4月23日庭审前，李臣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而刘振起，在床上一点都动弹不得，想去日本却没有办法成行。

　　孙景霞告诉《青年参考》，刘振起隐瞒真实情况，找了个农村媳妇，人家嫁给他后骂他是骗子。三家受害者住在一家，同一层的房子即使空着也没有人去住，因为大家都害怕传染。“可怜的是我们的孩子，走到哪里都被叫做‘小芥子气’，其他家长不让他们的孩子和‘小芥子气’玩。”马拉松官司一打近10年

　　自从1995年起，孙景霞就拿起了法律武器来讨回自己的权利和尊严，他们的诉讼对象是日本政府。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场战争，一场拿鸡蛋去碰石头的战争。在这条满是艰险和荆棘的路上，孙景霞一路走了过来。

　　2003年9月29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对中国受害者就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伤害事件要求日本赔偿案做出裁决，判处日本向原告13人（其中生存者7人，代表3名死者的遗属6人）做出总额约为1.9亿日元的赔偿（约合170万美元）。

　　然而，日本政府并不肯认输。它上诉到了日本高等法院（即东京高等裁判所）。4月23日，日本高等法院开庭。中国人战争受害索赔原告团中方代理律师苏向祥说，“因为我们胜诉了，原告本可以不去，但孙景霞去陈述只是再一次地拷问日本人的良心。”法庭上没有中方律师

　　走过了9年的漫漫征途后，许多人都累了。直接受害者李臣住院，刘振起病重卧床。一直热心于此事、且因这场官司扬名的苏向祥律师也因事不能前往。于是，担子落在了69岁的孙景霞身上。

　　对于一个没出过国、没坐过飞机、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太太来说，这是一场艰苦的旅程。

　　4月23日，乘坐951飞机经大连，抵达东京。“孩子们都跟我说，你别去了，一个人我们不放心。但官司打到这个份儿上，我一定要去。”孙景霞告诉《青年参考》。

　　当天下午，她踏上了日本的领土，然而，原定来接站的吉原雅子小姐没有如期到达，她背着简单的行李，到机场广播室，通过翻译要求广播找人。就在机场方面为此各方联系时，一个背着包、四处张望的姑娘的身影闯进了她的视线，她冒昧地问了一句“您是来接人的吗？”

　　听到对方中文的肯定回答，孙景霞的心放了下来。此后，在热心的日本律师、友好人士的帮助下，孙景霞的一切活动都得到了妥善的照顾。

　　开庭前夜，孙景霞几乎没有合眼。她拿着日本律师和翻译共同拟定的陈述书，一字一句地硬记，到凌晨一点多，合了合眼；3点多钟，她醒来，背诵那些折磨了自己二十载的历史。“我可以读，但我读的时候就不能有手势、动作，就不能打动人。我一定要记下来。”她说。

　　4月26日下午1点30分，官司在东京高等裁判所开庭。法庭上坐满了支持中方正义行为的日本友好人士和志愿帮着打官司的日方律师。然而，只有两个中国人，没有中方律师的身影。除了孙景霞外，还有一名翻译，叫张剑波，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诉讼时效最为棘手

　　孙景霞由于是当事人，这么多年来饱受痛苦，因此接受记者采访时常常泪水盈眶，情难自禁，再加上她不懂日语，因此对法庭上的事情一知半解。

　　4月28日，《青年参考》通过国际长途采访了法庭的翻译张剑波先生。他告诉《青年参考》，日本政府没有专门派人出庭，而是向法庭送交了一份厚厚的材料，陈述日方的观点，日方观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日本政府认为不能确定毒剂弹是日本的。事情发生在20年前，当年正值“文化大革命”，一看到是毒剂弹，当地相关部门就下令销毁了。

　　第二，退一步讲，即便是日本制造的，但是二战后期苏联军队进入东北，日军撤退，有些东西是士兵胡乱丢弃的，日本政府不能对此负责任。

　　第三，日本的民法有个诉讼时效问题，一般是20年。孙景霞等人的诉讼从1995年开始，已经超出了诉讼时效。

　　孙景霞说起来很是气愤：“日本法院管我们要证据，谁在家里留个大炮弹啊？他们简直是狡辩、强词夺理。”

　　孙景霞的辩护律师（有南典男、吉原雅子等数十人参与，20多人出庭，4人发言）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驳：

　　首先，尽管没有实物证据，但有充分的相关证据证明毒剂弹是日本的。

　　其次，当时日本军方下过命令，让他们毁灭证据，所以这是“故意隐藏”，是有计划，有组织的。

　　另外，案子一审时，控辩双方达成共识，不追究时效。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民事案子，应该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国情。

　　开庭50多分钟，孙景霞的陈述就占了将近20分钟。她说，目的是“寻求公平的答复和公正的裁决”。

　　张剑波告诉《青年参考》，4月26日开庭主要是确定下一次开庭的日期，结果是6月16日将再次开庭审理。官司可能再打一两年

　　6月16日的开庭会有什么结果呢？

　　“6月16日不是判决，只是开庭继续审理，不能说有利还是不利，高等法院还需要一到两年的过程。”接受《青年参考》采访是日方律师之一吉原雅子说。

　　官司拖下去，显然对中方不利。这次出现了一个中国老太太只身上法庭的状况，不知道下一步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官司进行了9年，有8年是日本律师解囊相助。2003年9月29日胜诉后，此事得到了各界关注，中方开始募集资金，孙景霞赴日本就是靠各界捐助的资金成行的。

　　她要求通过《青年参考》向捐助、关心这场官司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尽管她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捐了多少钱。

　　相关专题：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