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海大学法律系讲师甘德怀作为惟一通过北大法学院初试的外校考生，在复试时被淘汰，而两名没通过初试的北大毕业生，却破格参加了复试，而且全都通过。
甘怀德报考的导师朱苏力教授曾就甘的指责写了篇答辩，想说的意思是：导师带博士，应该尽可能自己说了算。这话引来方舟子的谴责：“要报考美国博士生，都要参加GRE考试（报考法学院研究生可能还要参加LSAT考试），各个美国大学对此都有明文规定，而且也普遍定了最低分数线。美国教授的录取权力，只是针对那些已达到GRE分数线的申请者的。”
据笔者所知，美国大学虽然有GRE最低分数线等规定，但教授的好恶远比分数线重要。笔者在校这几年，没见系里从中国直接录取过一个学生，录取的则多是“熟人”。道理很简单，培养博士很复杂，选拔人远非考试能够解决。博士生导师的经验和直觉往往比考分重要。
在美国申请博士要有三大件：自述，推荐信、GRE等成绩。而GRE绝不应被理解成是初试，只不过是考试公司设计的智能测验，供学校参考而已。许多教授看中的是个人自述。自述最多两页，非常简短，但很说明学生的素质。北大法学院这次的复试搞得有些混乱，而且花了不少精力。与其费力不讨好，为什么不多通过学生的自述来选拔呢？
就公众而言，要监督的也不是这些录取细节。监督太具体，教授的学术自主权就没有了。美国的大学录取博士当然有正当程序，但这个程序的本质是教授说了算。具体录取谁，决策过程并不透明。笔者以为，公众更应该监督的是博士课程的结果。因此，笔者对甘怀德的劝告是，条条道路通罗马，最重要的，是自己学有所成，用实际成绩证明朱教授是错的。
薛涌（美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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