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龙生
政府部门不愿放权，政务中心成“收发室”；许可条件互相矛盾，百姓办证左右为难；审批权指定转移给下属单位或行业协会，通过这些组织强行收取费用……《行政许可法》自2004年7月1日正式生效已一年有余，安徽省人大前不久专门组织了对这项法律的执法检查，结果发现上述诸多“怪”现象。
开办一站式政务中心，本来是为方便百姓办事而设立的。但是，不仅是在安徽，全国不少地区，尤其是基层政府的“一站式”服务大厅，基本仅是问讯处、收发室，工作人员没有足够的办事权，相对于“快捷通道”的初衷，这样的“中心”几乎已成“添乱”的代名词。究其根源，政府运行流程的优化，是其中主要原因。政府运行流程优化，百姓办事方便了，一些政府部门的权力却相应变小了，因此产生了“惜权”行为。至于其它人为设障、转移收费行为，无一不是由此而衍生。
《行政许可法》生效实施一年有余，仍然发现这么多违背该法的“怪现象”，从根本上说，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公权转换为私利，还有着巨大空间。有了利益的诱惑，则“怪象”不怪。只有从根本上剪断公权与私利的联系，《行政许可法》从实质上得到落实，才有可能从源头上得以保证。从安徽人大的调研来看，政府在落实中虽然有了一些形式上的“模样”，但是渗透于《行政许可法》中的服务理念，《行政许可法》应该具备的社会平台，则还远远没有具备，公权与私利的联系还远没有被剪断。
“政务中心”形同虚设；“A和B互为许可条件”式的行政许可矛盾；规避制约，由明变暗式收费……这么多问题，难道只有省人大调查组才能发现吗？同级党政组织能不知道？可见，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当事的政府部门。多年来，政府部门只考虑“养人”，不考虑服务，借权敛财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传统”，舍弃权力创收而讲服务意识，是一个很大的跨越，从理念到实际都有一个艰难的适应过程。试想，在暂时没有科学预算制衡机制的情况下，指望“吃皇粮”、“吃准皇粮”的机构和人员自我缩减，是绝无可能的；指望上级机关令他们强制缩减，同样会有投鼠忌器之虞。
《行政许可法》的真正落实，尚需内部趋动力与外部约束力共同作用。在内趋力上，还是应该寄望于各级党政组织在真正“鼓实劲”上下功夫。通过改革，循序渐进地转变观念，积极营造一个有利于《行政许可法》落实的环境。在外部约束力上，建立“公权向公民收费，要通过社会听证或人大讨论，用途应公开并且审计”的法制环境，只有这样，“衙门”即使收不了费，也不会心痒难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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