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没有随机应变就没有政治之道

　　没有固定不变的“理想”，没有一味强调自己总是正确的“正义”，拉宾、沙龙与阿拉法特的共同选择似乎在提示人们应该如何去思考“政治”这个词语。

　　作者：程亚文

　　想想是在好几年前，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与我谈起以色列那位被刺的前总理拉宾。

他一再问我：这样一位曾经与阿拉伯人打过恶仗、应该说与后者不共戴天的人，为何后来却力排众议，要与阿拉法特签署奥斯陆协议，要开创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共同的和平”？他的精神动力到底在哪里？

　　拉宾最后遇刺了，杀死他的不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而是他治下的国民。他的死因此有不少悲壮味，不仅让那些热爱和平的以色列人起敬，也让那些希望建立起自己家园的巴勒斯坦人起敬。拉宾由“以暴制暴”向“和平谈判”的转向，在他以身践职后的十余年里，一直吸引着人们去左思右想。

　　如今步拉宾的后尘，又有另外一位政治家———同样曾与阿拉伯人血战过的现任以色列总理沙龙，也顶住种种压力，撤除了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将它交还给巴勒斯坦人。12年前坚决反对奥斯陆协议的沙龙，现在却比当年的拉宾走得还要远。沙龙在国内承受的压力，他的转向再次给世人制造了一个谜团。

　　其实，如拉宾、沙龙这样作出痛苦“转向”的，还应加上他们的长期对手阿拉法特。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曾被定性为“恐怖组织”，但是后来，阿拉法特与巴解组织，冒着部分巴勒斯坦人的谴责，坚定地不再以恐怖活动来追求自己的目标，而选择起与以色列人走上了谈判之路。

　　如何理解拉宾、沙龙与阿拉法特？特别是他们在政治态度与现实策略上的“前后不一”？

　　享有盛誉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由衷说道：“政治的每一个过程都是复杂的。”以色列是令人尊敬的民族，巴勒斯坦是令人悲愤的民族。这两个民族间的恩恩怨怨，不是通常的是非标准可以简单诠释，那么，不固执于其种既定的“主义”与“理想”，而学会在厮杀中又伸出和解之手，灵活地因时设置对应之策，就成为摆在政治家面前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也成为现实政治的应取之道。

　　现实世界有现实世界的逻辑，我们不可能总是逆它而动。残酷的处境使上述三个人都不能不是现实主义者。然而，他们的强硬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灵活性却同样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没有固定不变的“理想”，没有一味强调自己总是正确的“正义”，他们的选择似乎在提示人们应该如何去思考“政治”这个词语。

　　政治是什么？已在地下的拉宾、阿拉法特，与在地上的沙龙，一起在说着同样一个事实：政治就是没完没了的斗争与妥协，就是在恶言相向之后还要勇于握手言和，就是在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行恶时，又有充足的理性理解到他人的利益与情感而愿意作出让步，就是不断地在道义良知与现实的矛盾冲突间求取折衷平衡。政治家如果没有随机应变，那么我们就或者碰上天使，或者碰到撒旦，然而前者只允许我们高仰着脖子去观看，后者又让我们不敢抬眼去看。

　　拉宾、阿拉法特、沙龙他们，也让我们懂得了需要什么样的“理想”，需要尊重什么样的“现实”。是谨慎的理想主义与有节制的现实主义！他们的选择在“道德纯洁”的“贤人政治”那里，无疑混沌不堪，然而却又最有现实合理性。政治当然也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也存在着漫无边际的道理理想主义，与一味逞强的武力现实主义，它们共同种下的是另外一种果实。源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左派自由主义的美国新保守主义，就把两者“完好”地结合在了一起，我们今天因此看到了一个流血不已恐怖不已的

　　作者：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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