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聿文
学者吴忠民先生在《新京报》10月24日的时事访谈中提出，民生状况改善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和改革的基本标尺。反思这几年的做法，我们常常走入一个误区：偏重考虑社会成员的承受力，而忽视考虑让社会成员得到些什么。改革应该立足于民生，使民众不断获益。对此，我深表赞同。
这些年来，在一些领导的讲话或专家学者的文章和发言中，我们常常看到或听到，要公众提高对改革的承受力。如果这话意在提醒公众注意改革的风险，当然是对的；可惜的是，他们在说这话的时候，往往是公众已经实实在在地在承受改革的代价了。
的确，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改革都是付出成本的。然而，改革成本由谁来承担，却反映了不同的改革思路或策略。当改革的代价主要由群众埋单时，如果改革主导者认为群众的心理承受力强，那么，改革的力度可能就大，措施的出台也可能更猛烈。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些年推出的改革举措，似乎专门是用来考验群众承受力的。比如，国企砸三铁和下岗分流，考验工人是不是有能力谋生；教育和医疗高收费，考验人们是不是能供得起子女上学，生不生得起病；一再高涨的房价，考验人们有多少存款，是不是买得起房子；而股市的改革，则考验人们有多大的心理耐力。
根据社会学家孙立平的估算，在最近10年的改革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被替代，4000万农民失去土地或人均占有土地不足0．3亩；7000万股民在股市中的损失超过1．5万亿；城市中1．5亿人或失去或应得而未得到社会保障，整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达到0．53～0．54之间，城乡差别达6倍之巨。也就是说，公众正在承受改革的巨大成本。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今天的民众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权利保护意识都大大提升，特别是在资讯发达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任由自己的利益在改革的名义下被剥夺而无动于衷。公安部最近的披露显示，2000年中国共发生群体性事件1万起左右，到去年已急剧上升到7万余起。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报告》，1993年至2003年，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已经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这是在推进改革时不得不正视的因素。
假如改革并没有让绝大多数人受益，那么公众就会丧失积极性。而改革一旦丧失共识，要么停止改革，要么强行推进———无论哪种，结果都很糟。
所以，要消除民众对改革的迟疑，重新凝聚改革的动力和共识，须改变改革思路。也就是吴先生提出的，使改革由现在的偏重考虑社会成员的承受力，转向考虑让社会成员得到些什么，在改善民生上下工夫。少部分人受益，多数人承担改革成本，注定会让改革走入死胡同。
要使改革重获动力，就必须使改革的受益者与成本承担者合二为一。为此，一要打破少数利益集团对各种资源的垄断；二就是政府不能甩包袱，该负的责任一定要负起来，包括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对在改革中利益受损较为严重的群体和个人进行必要的补偿。三，为防止把改革变成对群众承受力的考验，必须让公众积极参与改革政策的制定与选择，参与利益再分配决策。改革既然涉及到所有社会成员，是否进行改革、如何改革以及改革的方式、速度、优先领域等，就应当由最广大的社会公众参与讨论，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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