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巴金 在艺术生命与社会责任之间

　　虚拟@现实之小七专栏

　　10月24日，巴老追悼会在上海举行，既备极官方的哀荣，也受到民众自发的哀悼。

　　另一则小消息是，22日、23日，窦唯和“不一定”乐队，在“新天地”的一家酒吧，举行了两场并不怎么成功的演出。窦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这是商演，那肯定是失败

的。”在窦唯这条边栏新闻旁边，是“超女”冠军李宇春签约某唱片公司的头条新闻。

　　对于窦唯这样的音乐人来说，“超女”的时代，大概简直像是乱世，疯狂而不可理喻。但是，不管窦唯怎样不屑于那些乐坛“小丑”，不管他怎样“沦落”到曾给五个观众演奏的地步，至少，在今天的时代，他还有一个演奏的空间，而不必被命运强迫着，和“小丑”们捆在一起。

　　而这样的空间，是巴老那一代艺术家们所没有的。

　　在“文革”时代，连灵魂深处也不属于自己。而当巴老重获自由之后，他同样并不属于他自己，他的地位，已经成为他表达自己思想的一个工具。

　　今天，对于窦唯这样的艺术家来说，他们没有“文革”那样可怕的经历，没有那种巨大得无从回避的道德责任，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无视时代的变幻，保全自己的艺术生命。相比之下，巴老一辈子与命运周旋，几十年呼吁大家说真话，但是今天，假话仍然大有市场，其间的代价，却是一去不返的自己的光阴。

　　在巴老身上，再现着一个永恒的话题:艺术生命与社会责任，哪一个更重要？

　　1999年2月，巴金从病危中脱险，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谢谢大家。我为大家活着。”但是，同样是有定评的文学大师，做了一辈子默默无闻小职员的葡萄牙大诗人佩索阿，则与巴老截然相反——“希望被人理解，等于卖淫。”

　　为别人活着，为读者活着，我们尊重巴老这样的艺术家。为自己活着，为自己的艺术活着，我们尊重佩索阿和窦唯这样的艺术家。

　　对于这个世界，自古以来，艺术家们总是会分为两类，一类是像巴老一样选择热爱和拥抱，一类则像佩索阿或窦唯一样，选择远离与隔绝。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最好的态度，也许恰恰是远离甚至是隔绝于现实的社会问题，因为那是政治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们的领地。如果艺术家对现实产生了巨大的道德影响，那首先也是因为艺术以其独特的力量，放大了现实的荒谬；以无与伦比的想像力，画出了时代的肖像。

　　但是，问题的急迫，常常使得有良知的艺术家，除了大声的呐喊，别无选择。

　　在这个意义上，《随想录》的文学价值的高低，并不重要；正如战斗的时候，小号吹得美不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足够响亮，足够鼓舞战士的斗志。

　　而战斗的目的，正是希望创造一个这样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个真正的小号手，可以沉浸于与真假无关、与道德无关的音乐世界，以他全部的才华，为我们创造美的艺术。

　　(作者系知名专栏作家)

　　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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