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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靖国神社非拜不可 教科书非改不可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1月21日04:50 中国青年报

  卓南生

  阮次山(以下简称阮):卓教授,您刚才谈到了“小泉现象”,那么,我们还想请教的是:如您刚才讲到的,“小泉现象”反映的是日本1994年后保守现象的出现,那么,为什么这种保守现象会出现呢?

  卓南生(以下简称卓):我想,这一方面是由于国际冷战的结束;另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国内的经济泡沫,(促使)他们开始思考自己的出路。以前,日本人更倾向于与美国争夺世界第一,所以,日本国内一度在争议:到底日本是世界第一,还是要安居于世界第二,即让美国做它的上司。在泡沫破灭之后,日本人知道自己再度打了败仗:第一仗是败在两颗原子弹上,第二仗是败在金融上。于是他们再回头来看,觉得自己至少要在亚洲当老大,却发现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于是他们感到恐慌。所以,我们在分析战后美日关系和中日关系时,我觉得要提到1996年4月17日,美日两国当时的领导人桥本龙太郎与克林顿会谈,重新对美日安保条约进行定义。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因为在那以后,日本实际上再度向美国称臣。就是说,它上一次打了军事上的败仗,这一次又打了金融上的败仗。那么,美日两国之间应该如何重新定位呢?日本认为它愿屈居第二,可是在跟美国合作时,它还是要讨价还价,就是说在亚洲应该由它来做老大。这里,美日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插手台海的问题。

  插手台海问题 甘当世界老二

  阮:您刚才讲到其实1996年是日本第一次向国际(公开)发出“中国威胁论”信号。(卓:比较强的信号。)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想在亚洲称霸,但正如您刚才讲到的,它对中国的崛起非常不安,这具体反映到社会潮流上是什么?

  卓:当时,日本在对外方面还是比较含蓄的。所以有关插手台海的问题,日本用语是模糊的,比如像“周边事态”问题,当中国要它回答“周边”到底有没有包括台海的时候,它不置可否,虽然有些比较坦率的、或者说比较露骨的保守政治家说,假如不包括台海,那干吗来个重新定义?但还有一些比较温和的、所谓“稳健”的,或者是当权的政治家则不得不这么表态:“模糊就是我们的政策。”这种情况持续到今年2月的“2+2”会议,即国防与外交方面的美日首脑会议为止。在这之后,日本已经从“假模糊”到“真清晰”,就是表明要插手(台海问题)。所以,对中国来讲,美日从1996年4月以后共同把中国当成其假想敌,两者之间其实是两相情愿的。我不认为日本是被迫参与美国的游戏的,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可能还有一部分这方面的因素,但是到了现在,这种看法已经过时了。

  阮:9月26日,《朝日新闻》发表了一个据称是机密文件的报告,说日本防卫厅在今年的机密计划里事实上把中国当作假想敌,假设中国因为

钓鱼岛问题、台海问题可能会对日本发动攻击。用这个当理由,这是不是符合您刚才讲的日本已经暗中把中国当作假想敌了?

  卓:把中国当作假想敌是公开的秘密,日本人在公开场合对这一点都不否认。

  阮:把中国当作假想敌,想在亚洲称霸,可是中国的崛起让它不能如愿,这是日本少数的媒体、官员、商人的想法,还是一种大众的、民间的主流思维?

  卓:中国一向都把日本的歪风称为“一小撮”。我想,“一小撮”的说法在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还是相当准确的。据我个人的观察,从那之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也许“一小撮”还是那“一小撮”,但是那“一小撮”的影响已经非同小可!特别是在(90年代)社会党与自民党相抗衡的“1955年体制”结束之后,日本的政治土壤、气候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是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看待的。

  阮:为什么会这样呢?

  卓: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方面是由于国际上的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内政治的变化;当然也不排除与社会党的内部分裂,及村山富市当时在小泽一郎的逼迫之下投靠自民党有关系。村山富市的有些谈话也许有人认为是比较友好的、是对和平有贡献的,但从日本战后政治发展史来说,他实际上是把社会党断送了。

  小泉为什么非要参拜靖国神社

  阮:有一点我们不太理解:日本好歹是个民主国家,在亚洲,它实行民主制度的历史与印度一样长,它的国家也很开放,那么,其政坛上派阀的斗争、派阀的变化能够主导日本社会的主流走向吗?

  卓:这个问题必须回到战后日本的一些所谓“改革”的现象,或者说从本质问题来看。战后日本的“民主化”或者说“改革”实际上是很不彻底的,这个情况与德国完全不同。德国法西斯分子直到今天还是要被追究的,而日本战前的政治家在战后依然掌握着国家机器,所以,只要一有机会,这些人的思潮肯定还会重新被鼓吹。我个人的观察是,战后日本的确有一股和平力量,在我们的学生时代,校园里很难听到对和平不热爱的言论。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种热爱到底是什么,又可以发现,真正反战的日本人其实还不是那么多,更多的人是属于官方定位为“厌战”或“恐战”的。日本政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倾其全力想要医治的,就是这两种病———“厌战病”和“恐战病”。在他们看来,如果能“医治”这两股力量,让他们“觉悟”到日本战争并没有错误、日本战争自有其理,让他们重新激发起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情绪),那么,这股力量就能够被“医治”好。我们谈“教科书问题”或者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有些人认为这是虚的,其实不是。对于日本政府、日本保守的政客或知识分子来说,它一点都不虚,他们认为必须从这些方面入手。这也就为我们提供了为什么小泉要数度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为什么非改不可的原因。

  所以,不是说我们避开历史,历史问题就没有了。我们避开历史,日本方面却是用言论、用行动,而且是有计划地在谈历史。所以,我的观察是,国际形势起了变化,政治对比起了变化,另外,思潮也起了变化。换句话说,历史问题———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日本国内这一类的思潮已逐步从逆流变成主流。这可是一个社会土壤、气候的变化!

  阮:换句话说,要改掉宪法第九条即所谓的和平宪法也是这个趋势里的事情。

  卓:我认为是如此。因为在过去,(保守派)当然首先要摧毁社会党,因为不管社会党是不是很有组织性的(政党),也不管它是不是很能干,它经常也都能拥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议席。为什么呢?因为民众总是希望支持一个有理想、至少是对现状不满的政党。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投民主党是支持修宪,投自民党也是支持修宪,即使是公明党,它名为“加宪”,其实也是修宪。在整个政坛都是以“修宪”为主流的情况下,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我想这样的一个潮流在目前应该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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