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谈
读余华的小说《活着》，我觉得惨，但是我总安慰自己，那些连成串的悲剧和死亡，是艺术的夸张。昨天在报纸上读到黄显年一家的遭遇，却全没了那层文艺的遮掩，赤裸裸全是真实的悲剧，真实的残忍:广东省高州市分界镇78岁的老人黄显年，一个人养活一家六口——一个瘫痪的妻子，一个疯癫的儿子，一个失明的儿媳妇，还有一对尚在读书的孙子孙女
。这个有着59年教龄的省优秀教师，为了养家，不顾78岁的高龄，在退休后再度出山，在某民办学校每周上16节初三语文课。
这个故事的悲惨之处，并不只在于一个高龄老人不能颐养天年，还要承担沉重的工作，还在于老人那句不太吉利的心里话:“我死后，他们又该怎么办？”这样一句反问，让这个勉强维持的家庭，又多了一层风雨飘摇的酸楚凄凉。
一个瘫痪，一个疯癫，一个失明，这样三个没有生活能力的人偏巧生在同一屋檐下，这种凑巧实在是残忍。而一个78岁老人现在拼命工作所承担的，不仅是他们的生活，还有他们的医药费用。还有两个上学的孙子女，他们受教育的开销，对比起老人的收入来说，也实在是不菲。从报道来看，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没有任何民间慈善来帮助这个独自苦撑的老人，所有的苦难都只能由老人独自承担。通常人们在高谈社会问题的时候，提到的医疗和教育负担，具体在这个不走运的家庭里，具体地承担在一个78岁的老人肩头，就显得格外沉重，格外尖锐，让人叹息、心痛。
更值得注意的是，老人的儿子黄可明，这个正当壮年，本当承担起家庭重担的男人，他曾经是个成绩不错的中学生，曾经是个有前途的年轻人。但是在“文革”中，他的“地主身份”断送了求学之路，而这一挫折也直接地摧毁了他的精神健康，带来了今天的疾病和家庭的不幸。对于一个受害的个人和家庭来说，那段席卷全中国的“文革”悲剧及其恶果，现在只能由个人来承担，由这个78岁的带病老人来承担。
不管是历史不公正，是命运残忍，还是社会机制不完善，都不是一时就能追究清楚、解决妥善的。在黄显年一家的不幸故事面前，我们所能做的，大概也很简单，就是直接地帮帮他们。在一个温情尚存的人世，三个病人的医治，两个孩子的学业，不应该由一个78岁带病的老人独自负担，我们应该帮帮他们。三个病人的医治，两个孩子的学业，面临着无人负担的危险，我们得想办法救救他们。救救他们吧！
蚩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