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铜陵“教育均衡发展”证明了什么

　　媒体思想之鄢烈山专栏

　　12月1日出版的《南方周末》，以《一个无需择校的城市》为主标题，介绍了安徽省铜陵市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均衡发展”政策的经验，引题称之为“铜陵奇迹震动中国教育界”。

　　命名为“铜陵奇迹”不知是赞还是叹，但流露的情感则肯定载欣亦载悲。不论中西，人们通常将几乎不可能出现而意外出现的现象叫“奇迹”，它是人们如大旱之望云霓般翘首期盼的，它的终于出现当然令人欣喜感奋。然而，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世界上几乎是“国际惯例”，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21世纪的中国却这么难得实现，岂不是一件令人唏嘘的事？

　　报道者称“铜陵奇迹震动中国教育界”，“震动”一词当然是一种美好的预期。即便真的能“震动中国教育界”又算什么呢？中国教育界中人，从乡村教师到教育部门高官，有谁不知道均衡发展义务教育的重要、有谁不认为这样做既必要又可行？早在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时，国家教委就提出了中小学生“就近入学”的原则。众所周知，我国的中小学迄今基本上仍是公立学校的一统天下，都仰仗财政拨款，但拨款的支配权并不在教育部门官员手中，他们听分管领导的，分管领导之上还有“抓总”的。华中师范大学雷力鹏教授说:“其实教育不均衡现象由来已久，且愈演愈烈。各地对此心知肚明。”好一个“心知肚明”，一语道破。群众对择校和“乱收费”等有怨言，地方首长也不是感觉不到。注意到没有，雷教授话里有话，“心知肚明”的主语是“各地”。“各地”什么？“各地”政府、“各地”首长、“各路诸侯”。

　　所以，很显然，国家教育部在铜陵市开这个探讨实现教育均衡发展具体措施的现场会，用心很明白，就是要以铜陵的实践来“证明‘推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是不可为，而是愿不愿为。”’——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义务教育处处长王民养同志在会上点明了这一点。可见，其意不仅在“震动中国教育界”，更在各地的长官，将各地的长官一军:铜陵市能做到，你们为什么做不到？如果做不到，不过是不愿这么做罢了；潜台词是:不要“找客观”！

　　因此，我们首先要问的是铜陵市以外的“各地”长官为何不愿尽力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他们对中小学搞差别对待(拨款、师资、优秀管理者向少数学校倾斜)有什么好处？重点办好几所“优质学校”，当然比办好每一所学校省力、见效快；有可以向任何人展示的不逊于发达国家贵族学校的“名校”做窗口，不仅有形象、有政绩，可得“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之名，而且实惠也不少，举凡学生择校、教师与校长的聘用与调动都予取予夺，只要想发财就不愁没有上贡的，于公而言可以聚集“择校费”造成优质学校的“良性循环”，于私而言——不提也罢。而且，从幼儿园到中学，几十年来首脑机关附近的园、校从来都是重点投资的单位，长官的子孙是不用择校的，即便要择校也只是一句话的事。在这样的情势下，地方长官如果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追求社会公平的良知，何苦自找麻烦，去触动既得利益者，为平民发愁，为明天“多事”呢？

　　因此，我们接下来要问的是，用什么来“反制”那些情不为民系、权不为民所用的官员，促使或者说迫使他们不得不去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为达成这个利国于民的目标有所作为？

　　“反制”措施其实很明确很简单:一，从上到下，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法》，违法者依法论处。只要让法律的尺子硬起来，“再穷不能穷教育”之类就不会只是写在墙上的漂亮话了。二，作为实行“公共财政”和“政务公开”的一项重要内容、“民心工程”，让每笔教育拨款的分配去向、每笔教育开支的用途都公布在政府网站上；只要教育投资与开支经过

　　从依法治教、公共财政的角度讲，铜陵的证明是无力的。铜陵的证明只是“证明”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可行和得人心；也可以说，又一次证明了在尚未实现法治和政务公开的大环境中，地方主政人的治理观念是否开明至关重要。

　　我为“铜陵奇迹”感动，我又期冀中国超越铜陵经验。毕竟开明的地方长官可遇不可求，我们岂能坐以待天降奇迹！

　　(作者系知名杂文家)

　　本版言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