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来论
香港学者郎咸平最近在“2005第八届成长中国高峰年会暨2005中国成长企业100强揭晓盛典”上又讲了这样几个观点:医疗市场化导致医生看钱不看病，穷人看不起病；大学教改的结果就是让农村子弟上不了大学，农村子弟通过教育考到一流的学府，这是他们脱贫致富的惟一机会，可最后这么一点机会都会被毫无理由地剥夺；地方政府将效益不好的企业私
有化，其结果往往是“改革利益属于少数人，而改革的成本由全社会负担(12月5日《北京现代商报》)。”
郎先生所讲的观点并不新鲜，不但不是高深的理论结晶，而且是内地一般公众在非正式私人场合讲滥了的话题，即使在五年前，有过治大病经历的人和供养过大学生的家长，大都已具有他这种看法，尤其是关于国企改革的结果这一句，我在十年前就从许多下岗职工的口里听到了，许多时评作者更是无数次重复过这种观点，只是他们没有产生过像郎先生这样的轰动效应，没有引发既得利益群体和有关决策机构的强烈关注而已。
据我揣测，内地缺少郎咸平式人物，首先是因为普通公众的意愿和声音难以进入专家学者的视野；其次是郎咸平即使口无遮拦，也不必顾及被冒犯者的感受，但内地的学者就不可能这样洒脱了，在强大的潜规则的束缚下，他们的理论不可能走得太“远”。总之，内地公众不缺乏思维能力，不缺乏参与热情，更不缺乏改革智慧，真正缺乏的是公民参与决策的畅通渠道，是与既得利益者博弈时应有的平等权利。
岳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