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朱四倍
自从尤国英无钱治疗被送到殡仪馆的新闻被披露后，他所得的捐款总计达到6万多元。但在12月5日的费用清单上，缴费总计已经超过了7万，余款还仅够维持3天的治疗。（见《第一财经日报》12月12日）尚能呼吸的尤国英被送往殡仪馆的新闻，曾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在《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中，笔者注意到，尤国英所在的路桥地区是为数不多的率先实现医疗保障覆盖城乡本地居民的地区，每年区民政局用于本地困难户的医疗资金就达到200万元左右，有关人员介绍说，每个地方政府总要优先救助本地的弱势群体。
每个地方政府总要优先救助本地的弱势群体，这似乎是一个合乎逻辑和常识的结论。但在社会流动日益频繁的今天，这种思维无疑已显落后和狭隘。因为针对不同的人群选择不同的政策，只能加剧本地居民的“一等公民”的身份优势感和外来者的“二等公民”心态。换句话说，这种狭隘，造成了外来工被城市社会排斥的隔离感，导致他们在生活条件、就业、医疗等诸多方面，处于一种随时受到威胁的状态。
当然，政府狭隘并不仅是路桥地区特有的现象，有研究证明，深圳市2004年财政收入1183亿元，425亿元用于深圳本地，即100多万本地人口。而这1183亿元的64%来自工业，也就是外来工的贡献，加上服务业等，取自外来工的至少有80%，却没有一分钱预算给800万之众的外来工。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政策壁垒的打开，是个“非不能也，乃不为也”的问题。
众所周知，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作为个体，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在社会中处于劣势、弱势的位置上，单凭个人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无法解决生存的问题，必须诉诸国家才能保障生存。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国家的干预，保证公民权利以国家义务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如果仅仅因为不是本地居民，就撒手不管，而不论公民在该地区的贡献和生活实际状况，这显然有欠公平公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