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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关于改革的呼声陡然高涨。先是年初就把今年定位为“改革攻坚年”；紧接着，4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十项任务；6月，国务院常务会通过浦东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试点，标志着国家综合改革序幕拉开；10月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再一次强调: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可以说，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今年是改革力度最大的一年。
但这种努力，从一年来的结果看，两个最重要的改革: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成效并不令人乐观，改革仍处于一种胶着状态。而关于改革的反思、争论与质疑，在这一年里，也成为一种普遍的声音。
甚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认为，“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改革的动力已基本丧失”。他的理由是，共识与动力的丧失来源于相当一部分群体在现实改革中利益受损，并对未来改革中利益进一步受损怀有恐惧，这其中，包括医疗、教育、社会基本保障等的缺失。
必须看到中国的改革走了26年，改革推进的条件，社会基础都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中很重要的是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中国的改革已进入到以全面调整利益关系为重点的改革攻坚新阶段，在各种利益的诱导下，尤其是在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行业利益，包括某些官员利益的诱导下，一些重要的改革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相当大的扭曲。正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所说，“就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而言，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真正的焦点之一在于转轨中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不公平。原因在于，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是社会财富占有和分配不公的最主要因素，其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市场调节机制本身的缺陷和社会调节机制的不完善，而且还使后者产生严重扭曲。”如果不能采取措施纠正这一倾向，改革攻坚事实上难以全面奏效。
那么，改革的新动力来自哪里？如何化解改革的阻力、压力？主要来自于内外两方面:内要调整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扩大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不仅要自上而下的改革，同时也要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来推动改革；外要开放，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要完成必要的国内改革，才能应对激烈的全球竞争。对外部竞争的预期加快促成了许多改革，比如，今年的国企和金融体系的改革。总之，我们希望通过分析综合改革的新动力源，为2006年以至更长远时间的改革助力。
(原载12月24日《21世纪经济报道》，本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