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述古
近日，在参加分组审议刑法修正案（六）草案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茂林激愤地指出，在香港，某人套取股民７０００万元资金，事情败露后被判处５年徒刑，上诉至法院后被加重判处有期徒刑８年；而内地在香港上市的公司，有人套取了１０个亿的资金却没有依法处理，领导干部调到内地工作就了结了（详见今日本报Ａ２０版）。
我相信，每一位有正义感的公民，面对王茂林的慷慨陈词，都会下意识地关心一个问题：这位套取１０亿资金却调回内地为官的“高人”，究竟是何方神圣？在审议会上，王茂林没有道出这位“高人”姓甚名谁，这或许是个遗憾。其实，应该理解王茂林的选择，因为这毕竟是审议法律修正案的会议，不是对套取股民资金的违法犯罪分子进行声讨的会议。但即便如此，王茂林仍然给公众留下了一个强烈的悬念：在套取１０亿元资金的“黑手”背后，是不是还有另一双可轻松使套取资金者异地为官的“黑手”？应该承认，我国的《刑法》、《证券法》还不够完善，但是，即便从现行法律体系着眼，对于套取股民资金的犯罪行为也有明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套取１０亿元股民资金却回到内地为官的事实，已经超越出量刑轻重和香港与内地法律体系各异的层面，而指向于权力持有者对犯罪行为的包庇。套钱１０亿的高人为何如此胆大包天？就在于权力庇护最大限度降低了犯罪风险。套钱１０亿的“黑手”是高明的，但比这双“黑手”更高明的“黑手”在于，不仅能使套钱者免于牢狱之苦，还能使之体面地易地为官。
在这次刑法修正案（六）草案审议会上，相关条款对金融证券犯罪的打击力度得以增强。１４项修改内容中，有６条涉及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有２条涉及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和公众投资者利益的犯罪。从健全法制、完善规则来说，这无疑是件好事。但需要明白的是，消除权大于法的环境，法律规定才能落到实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套取１０亿资金却调回内地为官的这位领导干部究竟是谁，又是谁在充当保护伞，纪检监察部门应给公众一个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