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来论
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和省政府联合举办的全省立法工作会议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钟启权在总结2005年广东省立法工作时，痛陈当前部门利益对立法的影响(见《广州日报》)。
法律是不应带有部门特色的，是用来规范社会行为的一些基本准则。然而，由于延续了计划经济下条块分割、各自管理某个领域的体制，我国的各项法律一般都由主管部门拟定，谁拥有草案起草权，谁就拥有话语权，就可以把法律作为一种资源，一种能带来部门利益的资源。正如钟启权所言:有利则争，无利则推，不利则阻，他利则拖，分利则顶，结果导致一些改革发展迫切需要、人民群众呼声强烈的立法难于出台，而一些主要体现部门利益的法规草案又能赶着起草实审。
现在的问题是，立法权力为什么能被部门利益左右？部门利益为什么能法制化？在我看来，应该注重“立法准备”环节的立法与实践。被称为“中国立法学之父”的周旺生在所著的《立法论》一书中指出，立法准备一般是指在正式提出决策之前所进行的有关的立法活动。它大致包括立法预测、立法规划，确定立法项目，采纳立法建议和创设，作出立法决策，确定法案起草组织和程序，起草法案等内容。在立法准备过程中，明确立法准备活动的主体是个关键环节，一般情况下应由立法权力机关或保持中立的专门机构，吸纳相关专家组成专门班子来独立进行此项工作，以此避免部门利益渗透于立法环节。
立法准备是整个立法过程中的第一个环节，是整个立法过程的奠基石，也是解决部门利益冲突的治本环节。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法治还不够发达的国家，一部法律草案能否成为法，在立法准备阶段就已有定夺或至少大体上已有定夺了，立法准备更为重要。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对于关键的立法准备环节，无论是立法权力机关还是立法学学者，认识与研究都显不足，2000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关于立法准备阶段的规定甚少。
立法准备无法可依，谁都可以成为立法准备活动的主体，谁都可以参与立法准备，谁都想在立法准备阶段实现自身利益，怎能不乱套？研究立法准备，尽快把立法准备纳入法制化轨道，以刚性法律明确立法准备活动主体，规范立法准备行为，对中国立法能否健康发展来说，十分迫切，至关重要。
化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