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胡起达责任编辑 魏英杰 刘景 单雪菱
子女三个月不看望父母是否就是“不孝”？是否就可以张榜公布以示“善意提醒”？这是上海南京东路街道推行“不孝榜”制度（《新闻晨报》2006年1月7日）所引发的争议。无论争议的结果如何，在特定事件面前，回应着民众多元化的声音，这至少是让人庆幸的，因为观点的多元化本身就是社会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一个事件成为民众参与公共讨论和独立思考的契机，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晨报观点”《让孝道在争议中获得滋养》一文中所体现的“以初衷宽恕手段”的辩论理路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所谓“某种程度的积极意义”，笔者认为都是值得商榷的。推行“不孝榜”制度，且不论其是否有违当事人的意愿，是否能经受合法性的质疑，在笔者看来，更为严重的是，它忽视了当代中国已经变迁了的社会场景，不仅缺乏施行所必需的社会基础，而且也不符合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法治取向。
先抛开三个月不看望父母是否能得出子女“不孝”结论的问题，单就将“不孝”子女张榜公布而言，它实际上是在一定范围内（社区）披露和公布信息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的有效性与区域的结构特点直接相关。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人们安土重迁，人员流动相当有限，人与人交往的亲身体验以及乡间邻里的口口相传，几乎是评价他人的全部信息来源，进而成为行为选择的判断基础。由于范围的有限性和交往的频繁性，这种非文字化的信息交流手段是实用而有效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它为人们在行为道德的善的取向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
相比之下，在当代中国，如果不能说乡土本色已尽数褪去的话，至少也已经不是原来的乡土社会了，或者说已经成了半乡土社会（贺雪峰先生语）。特别是在像南京东路街道这样的现代社区，在笔者看来，则可能从一开始就无丝毫的乡土特点。人员的频繁变动才是其主色调，形同陌路当属司空见惯。在这样的区域内，任何寻求私人化的具体信息并形成文字化的信息交流途径，是极有可能失真的。在此基础上进行对人评价，其准确性可想而知。
反观该事件，孝道当属道德建设的范畴无疑，但在道德建设的过程中，在直面已发生重大变迁的当代中国时，却试图回到历史的旧有场景中探索一种在过去行之有效的途径，作为对现实的应对，这一做法所暴露的，恐怕不只是当代中国的公民道德建设所面临的困境。如果该事件有一定积极的意义的话，也在于为我们如何突破这一困境提供一个思考的良机。
传统的以宣传为手段的道德建设路径，虽然在效果上可能还有待改进，但其合法性不必质疑。而类似推行“不孝榜”制度的做法，却很难免于在法律依据上的拷问。从这点看，笔者认为，不妨在道德建设的手段上“消极”一点，耐心务实地以提高国民教育的时间，来赢得一个公民道德健康发育生长的市民社会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