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春阳
1月11日，江苏省副省长吴瑞林在全省劳动保障会议上指出:“一提给职工涨工资，就有干部说工资高了影响投资环境，企业负责人就跟着说工资成本太高，企业难以为继。这实际上是个糊弄人的托词。”吴副省长在基层调研时，追问企业主为何不给职工涨工资，一旁的地方领导帮腔道:“工资标准高了怕影响投资环境，把好不容易招来的投资者给吓跑了！”
吴副省长给这种论调起了个名字:“投资环境论”(1月12日新华社)。
谁是“投资环境论”的始作俑者？很多人也许会马上联想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在去年11月所发的一番“高论”:“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其实李副主任这番理论在基层地方领导中盛行并成为一种指导思想。“投资环境论”不只认为工资不能涨，劳动者其他权利的诉求，如劳动安全、健康卫生、劳动强度，是都可以用“投资环境论”一口回绝的。
在高小勇的著作《经济学家:无知无畏的疯狂》里有这么一段话:“劳动力廉价惊人的柬埔寨，为何少有企业家去投资，经济凋敝如故呢？而美国劳动力贵得惊人，为何每年国外投资仍居世界前茅？”高小勇用“交易成本”来解释这一现象:“一个国家劳动力的贵贱如何，是否便宜，主要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美国企业与雇员间的生产成本虽高，但与之打交道的政府与服务企业的交易费用却相对低，像它的电信、邮政、金融、保险、自来水等服务企业亦非垄断。”高小勇还拿山西与广东做了对比，山西因“交易成本”高而令投资者畏而远之，广东则因“交易成本”相对较低而获得迅速发展。在我看来，这里的“交易成本”正是“投资环境”的代名词。
一个没有劳动者权利的投资环境绝对算不上一个好的“投资环境”，这样简单的道理，一些地方领导不会不懂，吴副省长一语中的:“投资环境论”是片面的政绩观在作怪。一些地方政府追求“招商引资”的规模与速度，不惜以牺牲劳动者的正当权利为代价，而很少在营造真正的“投资环境”即降低“交易成本”上下工夫。
一个不尊重、不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投资环境”，当然也具有某种特别的吸引力，但劳动者权益没有保障的地方，只会引来一些见利忘义的短线投资者，无助且有损地方经济的长远发展——既不可能形成一支高质量的劳动力队伍，也难出现真正以打造品牌为目标的企业。而李剑阁警告说:“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却似乎忘了还有“工资更更低”的柬埔寨、非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