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时评
迅之
春运的高峰期马上就要到了，自元月20日到除夕夜，火车票的紧张程度将有增无减。紧张的购票形势迫使各路旅客不得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当然，并不是每个旅客都
有神通，大多数人要么紧紧地守候在电话边不停地拨打订票热线，要么苦苦地在购票窗口排队候票。一个难以改变的事实是:有限的铁路运力也无法满足诸多旅客的实际需要！于是，无论官方采取什么手段限制炒票，黄牛党们依然拥有着较为可靠的发财路径和可观的敛财对象。
打击炒票行为，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是有利于旅客利益的事情。然而，铁路警察们在打炒的时候，却经常得不到旅客的配合，这使得查处黄牛党变得愈加困难。有的旅客纵然已经买了高价票，在铁警询问的时候，也依然不愿意指证，对于退钱也不热衷(见本版报道)。这是为什么呢？
我不想过多地指责这些迫切地想回到家乡的旅客。在乡情、亲情面前，他们并不计较金钱上的损失，也不想因此而横生枝节。这是一种朴素的情感。买高价票对于他们来说是在用金钱换取回家的顺利，他们常常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弥补关系资源上的不均等。
广州铁路警方今年花大力气严查炒票党，并许以将加价部分票款退还旅客的承诺，决心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保护公共资源公平分配的作用。可是，倘若旅客不配合，又当如何呢？我想，讨论旅客的公民意识虽然很重要，然而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出发，公民意识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你不可能要求旅客突然之间就全部履行公民义务，因为他们的乘车权利受现实所限，尚无法全部受到保护。而在物质权和乘车权之间，他们显然更倾向于后者。
这里面就有一个个体的乘车公平权，和群体的乘客公平权的纠葛。正是作为一个没有公共关系资源以及较弱资源的群体，他们通过铁路设置的公共通道无法满足需求，方才转向“地下通道”，以高价票的形式寻求个体的有限公平。问题是，这种有限公平通过黄牛党的扩散，而加剧了整体性的不公平，尤其是对那些既没有关系资源又没有金钱支付能力的旅客而言，这意味着他们愈加一票难求。而黄牛党则在这种不公平中日进斗金，违法者于是竟然和正当利益被侵犯者合谋了。
我想，这就不是简单的公民意识的问题了。我们得多想想，为什么黄牛党依然能够掌握票源呢？是谁让这些无比紧张的车票能够轻易地在他们手中倒腾呢？他们的公共关系资源究竟是哪些人？如果这些问题被忽视掉，那么即使公民意识苏醒了，意识也无法形成足以抗衡庞大的地下经济利益的能量。那么，春运炒票依然将年复一年地上演，所不同的只是“炒”的方式和手段更新罢了。这又是何其不幸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