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北京娱乐信报》消息：南京六合区高级中学附属双语学校的学生家长11日反映，学校要求每一位学生在新学期必须订购11件新式校服，为此他们感到不能理解，因为去年这个时候，每个学生也向学校订购了两套新校服。学校对此解释说，推行校服利于学生养成勤俭朴素的美德，校方绝不赚一分钱回扣。
在我们终于快嗅到“义务教育”的春天的时候，“11件校服”等怪现象依然是义务教
育伤口上楚楚的盐粒。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说：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校服的穿与不穿是各说各有理的老问题，但是在“校服乱像”背后的权力型思维值得我们警惕。学校对校服的“情有独钟”打出的是管理和教育的大旗，所以一直理直气壮，但坊间对校服之“寻租”与“异化”的追问从未休止过。其实，校服终究不是必须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然而在实践中，校服的“统一性”与“强制性”，正从学校意志扩展到部门意志，而由于目前绝大部分学校都属于公立，教育资源的独占权与话语权是明摆着的事实，也因此家长和社会在校服的“黑箱操作”问题是有口难言，事实在程序正义的缺席面前变得扑溯迷离。
“11件校服”之闹剧的夸张在于学校管理的权力化思维一次次粉墨登场。学校的“行政管理”是指维持正常教学秩序，“学校要求每一位学生在新学期必须订购11件新式校服”，这本身就属于侵权行为———除非学校能证明学生不穿校服就会破坏教学秩序、影响正常的教育教学管理。如果以“方便管理”为借口限制个人自由，那么这种“惰性管理”就是学校权力的越位。任何对个人自由的限制都是为了更大化的实现群体利益，而与此同时，必须采取符合公序良俗的合理方式———缺乏制度救济的前提下对个人自由进行限制而无法自证其明，怕不只是很不“厚道”的事情。
11件校服真的能根治奢靡吗？这里有太多的悖论了：一是，不穿校服是否一定会服装攀比，如果不是，这么多的校服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型被迫浪费；二是，除了花钱的校服，有没有克制服装攀比可能的良策，如果学校思想教育可以抵达这一目标凭什么要家长多掏钞票来埋单呢？三是，11件校服对于家境不富裕的学生来讲本身是不是更大的“奢靡”？相对于大多学生家里那些被闲置的衣服，这种强制本身是不是已然造成了事实的浪费？
就算这11件校服是必须的是理直气壮的，那么，它也不应该是“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游戏，作为消费者的学生家长的知情权、监督权、选择权、求偿权呢？在日本，各个服装企业都可以生产校服，商场里也设有学生装专柜，一切透明，一切自愿。校服也应该有一个透明公正的“准入”程序，不然就算只派发一件“校服”，怕也难以让人心理“舒服”。
-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