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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十讲之会议篇:力挽狂澜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0月10日14:47 金羊网-羊城晚报

  文/本报记者王雷策划/傅汉荣

  娄山关·忆秦娥

  毛泽东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娄山关———遵义咽喉要塞。1935年1月9日,毛泽东驰白马,入遵义。长征中最重要会议———遵义会议在此召开,拨云散雾,扭转乾坤!此前此后,若干会议之争论争锋,无不关乎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命运———六次改变长征落脚点、缔造毛泽东核心领导权威、粉碎张国焘分裂阴谋。

  风云对话

  对话人物:石仲泉,中共党史学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主管中共党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兼任《中共党史研究》主编。1997年-2005年,基本走完中央红军的长征路和其他方面红军的部分长征路。

  六次改变红军落脚点

  记者:湘江战役后,3个星期内,中央连续召开3次会议。“奔何处”已关乎红军生死命运,这些会议是否实现了红军第一次转兵?

  石仲泉:从湘桂黔交界处,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通道会议就是这场重大争论的开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逐步确定取消北上湘西,进军遵义,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后,当晚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命令先头部队攻占黎平,打开入黔通道。但此次会议只在进军路线上作了改变,并没放弃北上目标。“万万火急”电令后,随后的两个电令还重申北上方针———13日,电令中央红军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日,指示红二、六军团:中央红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记者:为什么通道会议只实现了战术转兵?是否因为仍有多数支持北上湘西?

  石仲泉:这是一种策略。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支持毛泽东。博古虽不再坚持,也没放弃最终北上的想法。只有李德还顽固坚持立即北上湘西。会议为争取最大多数,特别要让博古点头,他是党的主要负责人,他不同意,很难转兵贵州。因此,只明确了立即西进黔东。

  真正确立红军第一次战略转兵———在川黔边建根据地,是在黎平会议。之后的猴场会议为这一方针提供了组织上、军事上的保障———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作出强渡乌江的决定。过了乌江,博古、李德要实现其错误主张就几乎不可能,乌江天险,过去了就不那么容易再回头。

  记者:从建立湘西根据地,到提出建川黔边根据地,到最终落脚陕北,长征途中共有几次关于红军落脚点的改变?

  石仲泉:最初是想到湖南西部;后来又想跟红二、六军团会合;黎平曾决定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遵义会议又提出向川西发展的设想;在懋功(今小金)与四方面军会师后,三个月来跟张国焘争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向哪个方向发展,中央力主北上东进,在川陕甘创建新的根据地。到了哈达铺,选定了陕北这个落脚点。之后的榜罗镇会议正式决定,改变半个月前俄界会议关于到靠近苏联的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决定扎根陕北。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石仲泉:局势变幻,体现在落脚点的变化。当军至遵义,敌情变化使进军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变得不可能,刘伯承、聂荣臻提出北渡长江,到川西建立根据地的新建议。但是过大渡河以后,又发现川西北地区多系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广人稀,贫瘠粮缺,给养困难,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周恩来遂在两河口会议上提出:“去川陕甘地区,实现背靠西北,面向东南的发展战略。”

  1935年6月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离开两河口,沿扶边河北上。再往前行80公里,就到了红军翻越的第二座雪山———梦笔山。翻雪山、过草地、突破天险腊子口、越岷山,红军终于落脚哈达铺。在这里,一张旧《山西日报》对最终落脚陕北起了决定作用。得知陕北有块根据地,那里不但有红军,红二十五军也去会合,于是明确最终落脚点就在陕北。

  毛泽东:从冷板凳到核心领导

  记者:有一种说法,说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开始在通道会议。您怎样看待这种说法?

  石仲泉: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从通道会议开始的、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若干次会议,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实际主要领导地位。可以说,通道会议为最终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这次会议邀请毛泽东到会的背景是这样的:湘江之战的惨重损失,博古、李德精神不振,指挥红军的主要任务落到周恩来肩上。通道会议是有关负责人临时召开的紧急会议,由周恩来负责召集,周恩来邀请了不是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参会。

  记者:为什么说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

  石仲泉:开始时,毛泽东的威望没有现在这么高,就是一个普通领导人。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团结干部的能力是在长征途中逐渐被认可的。遵义会议决定朱德、周恩来是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在会后被任命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记者:既然只是“帮助者”,为什么说遵义会议对形成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具有代表性作用?

  石仲泉:遵义会议开始改组中央领导,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尽管还不是负主要责任的领导,但他实际上以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通过影响周恩来等人,已经在实际上处于核心位置。

  张国焘:分裂闹剧最终收场

  记者:为什么红四方面军会兵强马壮?会师时,红一方面军的状况怎样?

  石仲泉:红四方面军原来在物质条件较优的川北,而且会师时部队离开根据地才一个多月,所以军容比较整齐,师以上干部每人的背篓里装着腊肉、香肠之类的东西。而中央红军到懋功时只有2万多人,枪支弹药很少,衣着破烂,有的团一级干部连一个菜盒子也没有。

  记者:张国焘的分裂意图最初体现在哪?

  石仲泉: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回到茂县,不传达甚至封锁会议消息;在军队中煽动对中央的不满情绪;并且按兵不动,威胁中央要权———他提出要充实红军司令部,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并建议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此时,红军与国民党的战争危机暂时不尖锐了,党内危机却严重起来。

  记者:他的分裂野心到了什么程度?

  石仲泉:1935年9月中旬,徐向前、陈昌浩奉张国焘之命过草地南下,在阿坝召开会议,会场外公然挂有“反对毛、张、周、博北上逃跑”的大横标;10月5日,张召开卓木碉会议,自立中央,并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其反党行为发展到高峰。

  记者:中央如何对待张的分裂行为?

  石仲泉:从两河口会议到俄界会议,中央不断为统一红军会师后的战略行动方针而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展开斗争。如对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的要权,毛泽东分析:“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在与张闻天等反复商量后,在黑水县芦花寨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军委设总司令,张担任总政委……

  1935年的“九九密电”,张国焘公然违抗中央指示,致电陈昌浩:南下,彻底展开党内斗争。当晚,毛泽东同张闻天、博古赶到红三军住地阿西,与此处的周恩来、王稼祥举行紧急会议,决定连夜率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并通知在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红一军在原地待命。这就是史称的巴西会议。

  此后,中央仍一再电劝张国焘。1936年6月6日,军事受挫、大失人心的张国焘在炉霍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宣布“取消中央的名义”。至此,张国焘九个多月的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闹剧终于收场。

  

长征十讲之会议篇:力挽狂澜

  上图:国画《1935年遵义会议》 刘向平 作

  口述历史:长征会议一般晚上开

  讲述人物:石仲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中共党史专家石仲泉告诉记者,战时会议不像和平年代这样规则。有问题急需解决,如果战情允许,就由中央负责人来召集,由秘书处负责记录事宜。长征中,一般都是在夜里开会,有时一个晚上三四个小时就开完了。会议决议的通过,只要多数———也就是超半数就有效。

  长征中,会议决议往往向营以上干部传达。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会议是在1935年2月10日开的,刚过了农历年。当时,她在地方工作部,参加会议的是营以上干部。91岁的老红军王道金回忆说:“遵义会议这个叫法,我们是到云南扎西以后才知道的。营教导员说,中央开会了,开得很好,毛主席又被请出来工作了,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

  杨尚昆的回忆录也这样写道:“黎平会议的决定是在行军途中由军委电告我们的。我们当即向师以上干部传达,大家听了十分高兴。”

  石仲泉说,战争环境,需要保证思想高度统一。为避免下面战士搞不清楚而产生误解和军心动荡,会议上的分歧、斗争是不会传达的,很多东西战士们都是后来才慢慢知道的。

  比如俄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组织反党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过去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这个《决定》当时没有公布,到1935年12月间,才在中央范围内公布,在红一方面军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

  中央红军重要会议会议 时间 重要决议通道会议 1934.12.12 西进黎平,暂搁置既定的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避免直接钻入国民党设好的口袋黎平会议 1934.12.18 决定新的根据地应是川黔边地区,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通过否定博古、李德错误战略方针的决议,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会议,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猴场会议 1934.12.31-1935.1.1 进一步明确进军川黔边,强渡乌江,转入反攻;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要求军事决定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遵义会议 1935.1.15-17 长征落脚点改为渡过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彻底纠正过去的军事错误;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芦花会议 1935.7.18、21- 22 朱德担任军委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任指挥和政委;肯定四方面军工作哈达铺会议 1935.9.22 选定陕北为红军长征最终落脚点榜罗镇会议 1935.9.27 正式确定陕北为长征的最终落脚点

  (日京/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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