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家长征　小鬼掉队才十二　草原落户　老兵返乡逾八旬

　　举家长征小鬼掉队才十二草原落户老兵返乡逾八旬

　　老红军罗尔伍当年全家九口一起长征，他掉队后做了土司女婿成了藏民，70年后他回到老家与亲人团聚

　　【63】

　　他们在长征大历史的集体记忆中可能无法被提及，但他们出生入死的个体经历应该永远被铭记。

　　■主角：罗尔伍

　　罗尔伍：藏族(原土家族)，生于1923年，湖南大庸县(现张家界市永定区)人。1935年参加红军，在红二、六方面军担任号兵。长征时在穿越瓦切地区的大草地时负伤掉队，后来被当地藏民挽救，并在当地落户。30岁时，与土司女儿成婚。解放后成为农民，“文革”时担任仓库管理员，后担任护林员直到退休。现住在红原县瓦切乡。

　　1935年，湖南大庸县(现张家界市永定区)一名12岁的土家族少年随父母离开了老家，开始了举家长征。

　　70年后，他才回到家乡与亲人见面。这时的他，皱纹满面，完全藏化，只会讲藏语。他说：“虽然命运改变了我的一生，但我永远记得我是大庸人，心里流着大庸的血。”

　　在一个阳光和暖的上午，记者来到四川省红原县城40公里外的瓦切乡，探访一位名叫罗尔伍(藏名，汉名侯德明)的老红军——红原县唯一健在的老红军。

　　罗尔伍住在位于大草原的瓦切牧民新村。这是一间130平方米的新建瓦房，宽敞明亮。罗尔伍老人正坐在靠窗的床边静静等候。见到记者，老人站起来，伸出右手与记者握手，眼睛眯成一条线。他穿着绛红色的藏袍，手持转经筒，小平头上全是白发，岁月的沧桑写在了他皱纹纵横的脸上。由于常年生活在草原，罗尔伍患有风湿，腿脚不灵便，眼睛也不大好使。

　　在草原生活多年，罗尔伍只会讲藏语，不过通过大儿媳阿尔基的翻译，记者体味到了老人传奇的一生。

　　“红色家庭”举家长征

　　年仅12岁的侯德明一家九口开始长征，当时他不知红军是干什么的。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1.7万人从湖南桑植县出发，开始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也是在这一天，年仅12岁的侯德明随全家——父亲侯清芝、母亲刘大妹、祖父侯昌千、祖母殷成福、二祖父侯昌贵、叔叔侯清平、侯宗元、姑姑侯么妹一起，跟着贺龙走上了征途。

　　当时的他，不知道长征的含义，也不知道红军是干什么的。但在父母的熏陶下，侯德明加入了红军，所在部队的领导是肖克。

　　侯德明成了一名小号兵。在这之前，他与其他100多名同在桑植入伍的小鬼编成了一个训练班，进行了专门的小号训练。小号兵名额有限，只有那些吹得好的小鬼才能成为正式的小号兵。侯德明不分日夜地练习，终于如愿成了小号兵。

　　号兵班的班长在生活上很照顾侯德明。后来，肖克听了侯德明吹的号，直夸他吹得好，就把他调到了贺龙的部队，侯德明从此和这名班长分别，两人再未相遇。后来听到班长阵亡的消息，他流下了眼泪。

　　号兵的作息不规律。侯德明说，当时部队经常连夜行军，偶尔可以休息一下，但一接到命令，号兵就要爬起来吹号。不过红军长征时，到处是敌人，很多战士都不敢睡熟，命令下来后，没等号兵吹号，他们都已经爬了起来。

　　红军不允许年幼战士上一线，侯德明从来没机会冲锋陷阵。每次战前动员时，侯德明和号兵班的小鬼只有看成年战士整装上阵的份。他很想上前线体验一下，“这有什么办法呢，部队的安排必须服从。”他说。

　　有一次，部队在云贵交界的一个山沟遇上了敌人。战前动员已经完毕，侯德明和小鬼们照常被留在后方。侯德明不甘心，就和另一个小战士偷偷跑去前线，在半路上，他们遇上了团长。

　　“你两个去哪里？”团长一脸严肃。

　　“想去前面看看。”侯德明低声说，眼睛看着团长。

　　“马上回去！”团长命令。两个小鬼只好往回走。回去后，两个小鬼约定，日后当了军队的头，一定不让当团长的上阵打仗。

　　负伤流落草地被藏民挽救

　　藏族高僧收留了他，还给他起了个藏名：罗尔伍，意为“汉族的宝贝”。

　　尽管从来没有上过前线，但侯德明每天看到成年战士从后方出去，到天黑回来休息时，总有几个人不见了，他知道那些人已经牺牲了。特别是在过草地时，红军伤亡惨重。草地本来就人烟稀少，加上牧民惧怕红军的到来会把战争带给他们，看到红军就逃跑了，没有人愿意为红军带路，由于不熟悉草地的地形，无数战士消失在沼泽中。

　　侯德明亲眼看到过战友的牺牲。那是一个傍晚，号兵班里的一个小鬼去炊事班帮忙，他去河边取水时突然晕倒，任凭战友们怎么抢救，再也没有醒来，当时侯德明哭了。

　　死亡随时降临到自己头上，有一次，侯德明不慎踩到了深潭，半个身子都陷进了泥水中，侯德明以为自己死定了，幸好一个成年战士把他拉了上来。

　　在沼泽中行走多日，侯德明的小腿肿胀，流脓出血，没有办法再走路。队伍走到瓦切一带时，几个军官找他谈话，决定把他留在草地，等后方收容部队来接他。

　　侯德明实在不愿意掉队，父亲在行军中不时找机会和他见面，并一再叮嘱他一定要跟着大部队，因为掉队意味着失散。但这次他除了留下，别无选择。

　　与侯德明一同留下的，还有两个年纪比他大点的伤兵。三个伤兵躺在草地上，没吃没喝。侯德明迷迷糊糊地昏睡着，那两个战友也一动不动。

　　一天一夜之后，几个骑马的藏族牧民路过，发现了地上的三人。他们取下随身带的食物给侯德明吃，侯德明的神志这才稍为恢复，这时他发现，两个战友已经牺牲。

　　见侯德明好转了些，几名牧民上马离开了，他就继续躺在草地上。不久，几名牧民又回来了——他们觉得把侯德明留下，他必死无疑，于是原路折返。两名牧民骑马去找人，其余的留下陪侯德明，他们与侯德明共同睡了一夜。

　　第二天，牧民带来了在瓦切一带威望极高的高僧格希央格，格希央格收留了侯德明，还给他起了一个藏族的名字：罗尔伍，意为“汉族的宝贝”。

　　从此，罗尔伍在瓦切的大草原上开始了他的藏族生活。

　　从放牛娃到土司女婿

　　门第差距实在太大，但在女儿的坚持下，土司也只好同意了。

　　在格希央格的精心照料下，罗尔伍的伤势逐渐好转。后来，格希央格把罗尔伍交给了当地的最高首领——土司做牧童。

　　在土司家，罗尔伍勤恳劳动，从不敢偷懒，寒冬腊月还常常光着脚，他还曾去西藏为土司赶过三年马帮。后来，土司的女儿瓦修·切美娜姆爱上了罗尔伍。那时的罗尔伍30岁，仍然是土司的一个仆人，尽管土司也十分喜欢这个老实的小伙子，但门第差距实在太大，一时还接受不了女儿与罗尔伍的婚姻。但在切美娜姆的坚持下，土司也只好同意女儿与罗尔伍结婚。罗尔伍从放牛娃一下成了土司的入门女婿。

　　解放后，土司制度被废除，罗尔伍夫妇从贵族变成了平民，当时罗尔伍的生活比较困难，妻子要带三个小孩。“文革”初期，公社信任罗尔伍的人品，让他做了村里的仓库保管员。红卫兵破“四旧”抄来的各家值钱的珠宝、首饰、毛皮、金银器物等都堆在仓库里。

　　十年动乱结束后，公社归还当初收缴的财物。在清点那些抄家物品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各家的财物竟一件未少，从此乡亲们更加敬重罗尔伍。

　　1984年，当落实红军流失人员优抚政策时，所有藏胞都出面作证：罗尔伍是真正的红军！

　　“文革”中，公社觉得罗尔伍参加过红军，为人老实，想让他入党，对他进行培养。但公社提出的条件让罗尔伍无法接受——与妻子切美娜姆决裂，因为切美娜姆是土司的女儿，成分不好。

　　罗尔伍没有考虑太多，他与妻子、孩子继续过艰难但美满的生活。1998年，切美娜姆去世了，罗尔伍悲痛欲绝，直到现在，儿女仍很少在他面前提及切美娜姆，生怕刺激到老人。

　　罗尔伍后来做了护林员，再到后来，他退休了，农活都由儿女去做，他每日要做的事除了在家念经，就是在屋外静静坐着，想念他的父母和家乡。

　　掉队以后，罗尔伍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亲人的思念。年老退休时，这种思念变得更加强烈。罗尔伍早就不会讲汉语，但他时常对儿孙们用汉语讲“大庸”、“桑植”。

　　寻子多年老父抱憾去世

　　弥留之际，父亲用最后的力气叮嘱儿女们，一定要找回他们的兄弟。

　　然而，罗尔伍不知道的是，全家人的命运比他想象得要凄惨得多。侯家一家九口，只有父亲、大叔和祖母三人走到了陕北。

　　1949年，已是团职干部的父亲侯清芝随解放军打回家乡，但故居空空如也、长满蓬蒿。牺牲的已不能复生，侯清芝渴望着能找回失散的亲人。

　　1963年，父亲几次在甘南和川西的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期待着奇迹的出现。意外的是小弟侯宗元很快就有了回音。此后侯清芝又试图寻找妻子、妹妹以及儿子，但都未能如愿，民政部门最后将她们定为烈士。不过，他在冥冥之中感到，儿子侯德明仍然在世。

　　1987年4月2日，侯清芝走到生命尽头，他仍然惦记着尚未找回的儿子。父亲用最后的力气叮嘱儿女，一定要找回他们的兄弟。此后的17年，侯清芝的9个儿女经多方寻找后，越来越意识到，那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早就不在人世，父亲的遗愿似乎永远无法实现。

　　另一方面，罗尔伍也试图寻找亲人。“文革”后，他两次给家乡写信，但一直未有回音。他也曾托乡政府帮忙寻找家人，但人海茫茫，乡政府表示无能为力。后来，罗尔伍放弃了努力，只能让思念在每日的颂经中延续。

　　时光流转到2004年，转机出现了。当年11月初，侯家从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上获悉，四川红原县瓦切乡一个名叫侯德明的老人想寻找他在湖南大庸的亲人。

　　这个发现使侯家人高兴万分，他们决定马上组成由老大侯德永、老五侯德山、老九侯德国等8人组成的寻亲团，往红原寻亲。

　　2004年11月13日，在这个和69年前红军长征出发时间几乎重叠的日子，寻亲团出发了。出发前，他们特意来到侯清芝的墓前。面对抱憾离世的父亲，侯家兄弟说：爸，放心吧，我们一定把大哥找回来。

　　湖南寻亲团草原认亲人

　　“就是我，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大哥。”罗尔伍说。

　　11月15日下午，寻亲团一行抵达红原县城。他们通过县委顺利找到了在县电视台工作的侯德明的大儿媳阿尔基。阿尔基告诉寻亲团：侯德明的藏名叫罗尔伍。

　　红原县城离罗尔伍居住的瓦切乡有40公里。11月16日上午，寻亲团赶到了老人居住的村庄。刚进院门，大家就看见一个身着藏服、满脸沧桑的老人手捧洁白的哈达站在房门口，这就是罗尔伍老人。看见客人来了，老人颤巍巍地将哈达高高地举起。

　　听完阿尔基用藏语对寻亲团成员的介绍，老人神情激动，连连点头，用藏语说：“只要是大庸县的，就是我的亲戚。”

　　众人问老人母亲叫什么，自己多大年纪了。但老人说，他已经记不得了。大家心里不免有些焦急。这时，老人突然说：“我记得小时候母亲对我说，父亲是大庸人，她是桑植人，出生在桑植瑞塔铺一个叫六斗溪的地方。”侯家人一听又惊又喜，侯清芝的前妻刘大妹就是桑植瑞塔铺人。大庸籍的红军战士中，只有侯清芝娶了瑞塔铺的妻子。

　　侯家兄弟意识到，眼前这个老人就是他们多年寻找的大哥，他们几乎一齐拉住阿尔基的手，说：“他就是我们的大哥！”

　　“就是我，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大哥。”罗尔伍说。这句话，侯家和罗尔伍都已经等得太久了。

　　在寻亲团离开的时候，罗尔伍紧握亲人的手，黝黑的脸上闪着泪光。面对着激动得说不出话的大哥，侯家兄弟说：“来年一定接您回大庸老家看看，回长征出发地看看。”

　　70年后终于回归故里

　　罗尔伍露出孩子一样的笑容，喃喃道：“到家了，高兴……”

　　2005年4月20日对罗尔伍一生而言都是一个极具纪念意义的日子。在离乡长征70年后，他第一次踏上回乡的归途。

　　当日，罗尔伍的五弟侯德山、七妹侯德满、九弟侯德国及弟媳吴雅琴一道陪同罗尔伍上路。清晨，天刚亮，罗尔伍的院子里已经站满了手捧哈达，前来为罗尔伍送行的乡亲。乡亲们把一条条洁白的哈达挂在罗尔伍的脖子上，为他祝福。

　　有人问罗尔伍：“你还回来吗？”

　　“我一直有个梦，想回家看看，但我一定回来，我是个草原人。”他说。

　　上午8时，罗尔伍不用亲人搀扶，独自坐上了汽车准备上路。车开动了，他的目光久久地凝视着车窗外。这一天，他等了70年。

　　这次行程要连续坐车三天，有1000多公里。但罗尔伍年事已高，几十年都没有出过远门，一坐车就晕。亲人都担心他身体，但除了第一天呕吐得厉害，在车上躺了一段路程外，从第二天开始，罗尔伍再没有呕吐。沿途，他端坐车中，不管道路有多颠簸，他都一声不吭，紧紧抓着右边扶手，抬起混浊的双眼，凝视前方。

　　罗尔伍先到了五弟侯德山的家中，因为父母都是土家族，他们就用土家人的习俗“三道茶”来迎接大哥。

　　4月23日是侯家大团圆的日子，在外打工的四妹从深圳赶回；二弟侯德长从益阳市赶回来。罗尔伍与叔叔、同父异母的九个兄弟姊妹及其他亲属30余人欢聚一堂。罗尔伍露出了像孩子一样的灿烂笑容。嘴里喃喃道：“到家了，高兴，到家了，高兴……”

　　4月25日上午，罗尔伍在家人陪同下，到离张家界市10公里处的永定区沙提乡龚家垴村，拜祭父亲侯清芝。

　　罗尔伍有风湿病，走路蹒跚，很吃力，亲人们要背他上山，他忙用生硬的汉语说：“不要，不要”。他硬是在亲人的搀扶下，拄着拐杖，爬了几百米的坡来到坟墓前。他已经累得喘不过气来，只好坐在石墩上休息。当他抬眼看到墓碑上父亲的照片，忙叫儿媳搀扶着走向墓碑，抬起混浊而湿润的双眼久久地望着照片。

　　在亲人安排下，罗尔伍以土家族的习俗，在父亲墓前敬献了鲜花，点燃了红烛，烧了纸，上了香，并对父亲深深三鞠躬。然后，坐在石墩上拿出“转经筒”转动着，以藏族的习俗祭拜父亲。

　　回草原陪战友走完人生

　　“瓦切草原安葬着我的许多战友，我要在这里陪伴他们。”

　　4月29日，罗尔伍返回红原的前一天。刚吃过早饭，罗尔伍把兄弟姐妹们召集到一起，一向沉默寡言的老人说话了。

　　“你们都留我在这儿，我左右为难，湖南有我这么多的亲人，我也想和你们在一起，但我在红原还有家，我也习惯了瓦切的生活，临出门时也告诉邻居，我只是回来看看，三天就回去，都这么久了，我也想他们了。”

　　老人停了一下，接着说：“我能回湖南来看看，不容易，多亏你们了。我盼了几十年，终于能回大庸一趟，我很高兴。我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也许没有机会再来看你们，你们天天外出工作要注意安全，我会每天坐在家里为你们祈祷的……”说到这里，老人已满眼泪光，声音哽咽。

　　侯家兄弟紧紧围住老人，泣不成声，他们告诉罗尔伍：“我们九个弟妹每年派出一个到草原看你”，老人听了，不停地点头，不断地抹着泪水。

　　离别时，侯家将父亲的炭相送给罗尔伍作纪念，亲人们含着泪光，一一与老人拥抱告别。

　　记者问罗尔伍：“湖南老家好，还是瓦切好？”

　　“两个地方都是我的故乡，我都很喜欢。但是，瓦切草原安葬着我的战友，我要在这里陪伴他们，走完我的人生路。”他说。

　　罗尔伍又回到了草原，继续着往日颂经、与邻居聊天的平静生活。不同的是，他常常在父亲的炭相前驻足凝望……

　　■长征往事

　　藏民助红军过雪山

　　1936年5月，红二方面军过金沙江后第五天，到达了雪山脚下的中甸。这里聚居着藏、汉同胞。金碧辉煌的喇嘛寺，十分雄伟。一到中甸，贺龙、任弼时就召集干部会。贺龙说，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我们一定要了解少数民族的风俗，尊重他们的风俗。他命令部队，没有房子住也绝不允许住喇嘛寺。

　　开始，藏族同胞受国民党反动派宣传影响，对红军的到来疑虑重重。红军就派出干部宣传民族团结的政策，藏族同胞又看到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纷纷把粮食卖给红军。后来连归化寺中的喇嘛也和红军搞好了关系。贺总还非常高兴地给中甸归化寺写下了“兴盛番族”的题词。

　　爬雪山之前，师以上的侦察部门都请藏民给部队讲了过雪山要注意的事情。藏民还卖给部队一批能在雪山上给人引路的牦牛。为了御寒，部队还准备了辣椒水。

　　摘自《贺龙：忠诚的战士，光辉的一生》

　　本报特派四川记者

　　梁朗然丰雷王涛

　　图：

　　目前，老红军罗尔伍每天都会为湖南家乡的亲人祈祷。本报特派四川记者黄宇摄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