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位民办校长，知道的人不少，他叫刘传坤，山东费县群星学校校长。自1999年春天刘传坤开始筹办费县群星学校至今，他每年要免费招收50名孩子，去年，他更是将免费招生名额扩大为100名。现在群星学校近千名学生中，免费资助的孩子达300名。因此，学校资金出现危机，教师工资发不出，银行不肯贷款，但他又不肯放弃当初办学时立下的理想——让贫困学生都有书读，于是上北京、去上海、而今又到宁波，走上了一条叫卖收藏多年的奇石，希望能帮学校渡过难关的“化缘”之路。（10月10日《今日早报》）
从刘传坤在北京、上海叫卖奇石遭遇的情况看，我对其在宁波的“化缘”前景并不看好。8日的《宁波晚报》曾报道，7号一天，刘传坤在街头共募捐到10多元钱，最大的一笔捐款是8元钱，大多还是一些孩子给的硬币。这样的结果在刘传坤的意料之中，他笑着说宁波市民不把他当骗子已经不错了，他说上街募捐的主要目的是想让宁波市民更多地知道沂蒙山区贫困孩子的情况。而事实上，一些宁波市民和网民已对其行为提出质疑，以为其有利用爱心之嫌。
尽管我也并不认同这样的“化缘”方式，而且怀疑其能收到多大效果，但仍然要表达我对他的敬意。在现今这样一个什么都物欲化了的时代，刘传坤执着于平民教育的精神和理想不能说是一个异数，至少也为今人提供了另一种精神标尺，——原来人还可以这么坚定执着地活着。刘传坤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致力于平民教育而义无反顾的精神，在让人感慨唏嘘的同时，不禁令人想起他的同乡先辈武训来。当年武训靠三十年的乞讨所得，才建立起第一所义学。故陶行知先生撰文《把武训先生解放出来》，呼吁：“让武训先生从我们的圈子里飞出去，飞到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一个人的头脑里去，使每一个人都自动的去兴学，都自动的去好学，都自动的去帮助人好学，以造成一个好学的中华民族。”
但遗憾的是，武训的义举并没有因为陶行知等人的倡导得以发扬光大，反而在随之而来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其致力于平民教育的形象和意义完全被颠覆了。自1951年全国上下批判《武训传》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被妖魔化了武训形象仍然没还原，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暗示了我国平民教育发展之所以步履维艰的原因所在。
在此，我想起比武训（1838—1896）早生差不多一个世纪的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奇（1746～1827），他与武训一样，都属于下层人，一生都在教会孤儿院工作，他同样“有一颗伟大的、慈爱的心”。这位像乞丐一样的裴斯泰洛奇，推着一辆空荡荡的独轮车，历尽艰辛，创办了一所孤儿院，一所教师学院和一所寄宿学校。在他毕生的努力下，平民教育最终在瑞士得到普及。教育上的成功使得这个贫穷落后的山地小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成为欧洲一流的教育超级大国。后来西方称裴斯泰洛奇为“教圣”，把他为献身教育的崇高精神，赞誉为“圣心”、“圣德”。同样是为理想而艰苦跋涉了一生的灵魂，东西方两个圣人的命运竟是如此不同，此乃人命抑或是国运？
如果武训这位被郭沫若称为“中国的裴斯泰洛奇”的传奇人物，其所从事的事业在晚清的中国不可能有所成就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刘传坤这位当今武训，生活在一个把教育提高到关系国运命脉高度的社会里，依然难以将前人未竞的事业进行下去，这难道是其个人的悲剧吗？刘传坤在宁波街上的“化缘”与当年武训的乞讨办学何其相似乃尔，这延续了一个世纪的辛酸意味值得每个中国人深味反思。
稿源：红网 作者：王学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