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的对岸

　　【南京日报报道】 2006年9月19日。

　　在安徽颍上到阜阳的102省道110公里处，一面旗子，高高地插在树桠里。没有风，旗子贴着树干一动不动。一位瘦小的老人在旗子的下面，努力朝远方张望着。

　　他说，我就是王家玉孤儿学校的老师。“孤儿院在河的对岸。”他用手指指。一群

　　推开校长室的门，木头门发出吱呀的怪叫。一位老人闻声从墙角的行军床上艰难地爬起身。

　　他说，是的，我是王家玉。上楼梯的时候，这位67岁的老人摔了一跤，腰部骨折，已经卧床两个多月。

　　老人从昏暗的角落里走到透着阳光的窗户跟前，笑着，笑容十分落寞而沉重。孩子们的小脑袋在窗口挨挨挤挤，不一会儿，上课的铃声响起。一哄而散。

　　这个简陋甚而寒伧的校园里，生活着214个孤儿。孩子们在上课。一年级的课桌是一块块的木板，铺在水泥墩上。孩子们看到了我，齐声地，把拼音读得格外的响亮。

　　秋日的傍晚，风里已经透着阵阵的寒意。高声读着拼音的六七岁的孩子们，绝大多数还穿着拖鞋和凉鞋。

　　一年级教室的后面，是聋哑孩子的教室。孩子们在画画。墙上贴着几张画好的水彩，美得让人心痛。因为他们之中，已经有人被扬州选去当了玉雕工人。孩子们更加地刻苦，他们有了希望。

　　而在后面一个小小的院子里面，三位老人手里抱着，车里推着五六个几个月大的孩子。都是残疾孩子。

　　老人们是放弃了家里的劳动，来这里帮忙的。“想到这些孩子，我就忍不住眼泪。我什么也干不了，我天天来带他们。”

　　他们都是孤儿。214个孤儿。他们，每一个都有着言说不尽，甚至无法言说的可悲身世。然而，他们看上去，几乎是快乐的。他们的笑容热情而腼腆，他们的眼神单纯而清澈。也许，在经历了太多灾难之后，衣食无忧，就是他们心目中幸福的全部含义。

　　孤儿们人生当中的这个小小绿岛，是从王家玉的一次街头偶然开始的。

　　1994年。“我到颍上县城去办事，五六岁的一个孩子，在垃圾堆里扒东西。办完事回来，他还在那里扒。我说，孩子，这里东西脏，不能吃。我买了两个烧饼给他。后来，几次来县城，都遇见他。就每次给他买两个烧饼。他一看我，就跑过来。亲热得不得了。我说，算了，你干脆跟我回家吧。”

　　“他父母都不在了。后来，他大了，送他学了汽修。现在在苏州工作了。”

　　“他是我收留的第一个孩子。”谁会在意，在广大的城市乡村，处处都有流浪孩子的栖身处呢？王家玉总是能发现他们，他们也总是对这个面容和善的老爷爷充满不同寻常的信任，这真是难以解释的现象。王家玉亲自发现收留的孤残儿童，在四五年间，竟然有二十来个。安徽阜阳颖上县的这个行为不合常理的农村老汉，一下在四里八乡出了名。出了名的结果，是更多的孩子被送到了这里。到了2003年底，王家玉的孩子，达到了183个。

　　王家玉出生在贫困县最穷的农家，家徒四壁，少年丧父，三十岁才娶上了患有癫痫的妻子。因为妻子无法料理家务，王家玉远赴东北做伐木工人，竟要背上两个弱智的女儿。能吃苦的他，凭着木工的手艺，开办家具厂，1994年，他的家底有了四五万，成为当地有名的万元户。到了2003年，他的收入增长到几十万，而孩子增长速度，又远远超过了收入的增长。孩子，让他的厂房，变成了校舍，让他的全家和工人，成了护理员和厨师，更让他本人彻彻底底，从富翁，变成了还有大批欠款的穷汉。

　　2003年，王家玉山穷水尽。洪水淹没了校园，房子一间间倒下，“非典”闹得人心惶惶。孩子们已经吃不上饭了。王家玉满街去借钱、借米、借油。

　　也就在2003年，当地媒体报道了王家玉的事。洪水过后，县民政局为王家玉的部分孩子，解决了最低生活保障线。对于这个特立独行的汉子，当地民政部门的干部，不知怎么办才好，如果不理不睬，因为媒体已经介入，显然行不通，如果过问，照他们的想法，颖上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凭什么让他们来花这个钱？你王家玉，为什么不能量力而行呢？

　　理性地说，王家玉是真的难以承受了。但他却欲罢不能。继2003年的“非典”与大水过后，2004年来临了。这一年，王家玉遭到了媒体的轰炸，而这，竟然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这孩子是送来的，拴在大门的外面，包里有一万元人民币和衣服。这个孩子家庭并不穷，可能很富裕。可是父母不要了。”

　　“孩子不会说话，听不见。”“就绑在门外的树上。”“我这里脑瘫的，严重残疾的，都是他们这样送来的，这26个孩子全部都是这样送来的。”

　　“他们父母把这个重担让我来承担。我只有支撑。”孩子不能决定自己的降生，而决定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父母，却不能面对亲手造就的有缺憾的生命。曾经寄予了那么多希望的孩子，一出世，却成了不堪忍受的负担，而媒体，让他们认识了王家玉，一个可以帮他们解决麻烦的人。

　　媒体的报道，就这样，让王家玉扬名了。这是他所不曾料到的。不曾料到的，还有，外界的捐款，在几个月后达到了高潮，又用了几个月渐渐消失，而一直没有消失的，是抛在学校门口，或是用包裹挂在铁门上的，被抛弃的孩子。这些孩子不仅有些来自邻近地区，有些甚至来自上海、河南、江西。

　　下午最后一节课结束了，成了一家人的孩子们四散在校园当中，各自寻找着自己的欢乐。最拥挤的是图书室。从各个地方捐过来的各式各样的书和杂志，胡乱地堆在小屋里的书架、板凳和长桌上。种类稀奇古怪，根本无法归类。可是孩子们一人一本，捧着，在渐渐暗淡的阳光下，一声不吭地阅读着。

　　图书室门前是一条细长的过道，过道两旁的水泥石阶上挤满了捧着书或站或坐的孩子。一个50多岁的护工，右手抱着一个，左手推着一辆小推车。孩子们侧过身，让她通过。

　　“都是残疾的孩子，父母不要了。”她叹着气：“送到大门外，如果不捡来，这些孩子就都死了。王家玉他受罪，北京有家医院说能为孩子免费治疗，我们上北京。我们吃面条，有点肉丝，王家玉自己就吃点榨菜、馒头。他说你们吃吧，我就是受罪的命。买票呢，他买了坐铺给我们坐，他自己睡在凳子下。我的眼泪哗哗淌，我讲，王兄弟，你不能这样，我长那么大，我没见过人受罪受得那么深。”

　　如果不了解孩子们的悲惨身世，就不能理解他们对王家玉的感情。19岁的李亮是王家玉收养的第二个孩子，也是第一个残疾儿，至今，他仍能清楚地记得，王家玉站在他面前的温暖而模糊的身影，他觉得，这个王叔叔，就是温暖与善意的具体形象。

　　“那时候我才五岁。爸爸妈妈从外地回来，带我一起回家。我不知道去外地做什么。在车站的时候，爸爸说让我等他，他给我买东西吃。车站的人很多很多。我眼睛看不清楚了，只看到很多的人影。我一直坐在那里等他们。等爸爸，等妈妈。可是他们一直不来。我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等不到了，我就去找他们。我才五岁。可是因为眼睛也看不清楚，我找不到他们了，一直到现在，14年了，我再也没见过他们。”

　　“我一个人，从五岁到八岁，三年，我不知道怎么活下来的，我见一个人就问他要东西吃，我经常睡在马路边上，冬天的时候，就睡在别人的门口。”

　　“有一天我在马路边上坐着，那天我很饿，很冷，我觉得我走路都走不动了。就碰到了王叔叔，王叔叔问我，你为什么在这里啊，我说我要饭，我说我很饿。我哭起来。”

　　“叔叔就带我回家了。”19岁的李亮，已经完全清楚当年在车站里，他与父母的离散，不是因为无意的走失，而是故意的遗弃。从5岁到8岁，这些可怕的日日夜夜，一个盲孩究竟经历了什么，我们无从想象，也不敢想象。

　　李亮现在在扬州做保健按摩，他努力挣钱，想治好自己的眼睛。医生说他的眼睛，现在还有治好的希望，再等下去，就全坏死了。

　　在王家玉的孤残儿童之家，都是这样命运多舛的孩子，昔日的苦难，让他们格外感激现在衣食无忧的生活。在214个孩子中，有一半是残疾的，除了严重弱智的，孩子们都有机会走进课堂。聋哑孩子和盲孩，主要学习劳动技能。几年下来，已经有十来个孩子，像李亮那样找到了推拿按摩或是成为工艺品厂的工人。而对大部分年幼的孩子而言，王家玉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就是他们生活的唯一依靠。他们是不会懂得，王家玉越来越沉重的脸色，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知道了真相，他们还会那么快乐吗？

　　天黑下来。晚饭时间到了。是面条。铃声一响，孩子们端着盆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到食堂门口排队。吵吵嚷嚷，却秩序井然。打好饭，有回教室，有的就趴在院子里废弃了的磨盘上快活地吃起来。口渴了的，嘴接着自来水龙头，就骨嘟嘟喝了。

　　孩子们吃饭的时候，王家玉依然仰面躺在校长室里那张窄窄的病床上。两个多月来，大多数时间他就是这样，呆望着天花板。

　　“我总在想，我已经67岁了，身体不好，有病，如果不行了，这些孩子怎么办啊？”

　　2003年以前，学校所有的经费来源，就是王家玉的工厂。从2003年起，王家玉的工厂已经没有一分钱进账，社会捐赠，目前还剩余四十万元。目前学校有部分孩子，纳入低保，每月有二万元左右收入，然而孩子们生活、学习和基本医疗，最最节省，至少要花去四万元。这样，40万的捐款，只能维持不到两年。两年后，这些孩子该怎么办呢？直到今天，王家玉的孤儿院，仍然是达不到合法办学资格的黑户，也就是一旦王家玉支撑不下去了，很难说什么组织或个人，愿意继续扛起这个巨大的负担。

　　对王家玉自己而言，是心太软，一步步把自己带到了今天的境况。可是，流浪猫、流浪狗都有人去管，看着活生生的孩子，不管，真是不忍。既然是自己的选择，王家玉希望自己一直能靠自己的力量，把工厂再办起来，让孩子们的生活得到保障。

　　之前，一直用来养活孤儿们的钱，是王家玉生产销售骨灰盒的收入。可是现在，骨灰盒积压了一万三千只半成品，仓库和殡仪馆仓库还有好几千只成品，都卖不出去。因为档次低了，没有资金更新改造。

　　继续靠生产骨灰盒来养活孩子们，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吗？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因为爱心，而接受这份微薄收入的教师，在日益困窘的现状面前，开始选择离开。师资队伍的不稳定，让捉襟见肘的孤儿院，更加举步维艰，无奈之下，王家玉甚至把目光投向了开始长大的孩子。

　　他选择了6个孩子，让他们学习管理，培养他们。期待有一天，他们，或者他们当中的某一个，能够接过他肩上的重担。

　　到人和中学，是第二天的中午。孤儿院里读初中、高中的孩子都在这里上学。读高中的只有一个，上高一，据说成绩不错。然而我们要寻访的，是一个名叫张军龙的初二学生。王家玉相中了他，作为孤儿院的接班人。

　　我们在纷乱的校园中看到了已经是一个小伙子的张军龙。他活跃健康，甚至英气勃勃。他知道人们传说中的事情，可是，他无法承诺。

　　“我还在上学。以后的事，我不知道。”214个孩子，还有王家玉，究竟该有怎样的结局？有人说，王家玉精神可嘉，但个人无法承担整个社会的道义与良心。“超能力”的爱心，往往造成不可收拾的残局。

　　又有人说：没有王家玉，无家可归的孩子依然存在，只不过大家视而不见。挑起整个社会道义与良知的王家玉，理应得到社会更多的帮助。

　　自始至终，王家玉没有权衡。所有流浪着的孩子，都让他心有不忍。

　　我在河的这边，王家玉站在河对岸孤儿学校的门口，左手扶着伤痛的腰，右手朝我挥着。一帮孩子簇拥在他的身后，一样地，拼命朝我挥手。

　　一条河，像一条鸿沟，隔着他们与我们。他们，成为鲜为人知的一群。他们的内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未来，全被隔在了河的另一岸。走出来，是他们全部的梦想。

　　车子启动。一转眼，河对岸的那一群，陡然消失在校舍的拐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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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申赋渔

　　(编辑雨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