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语境下的县令

　　最近一段，我参加了编著本县民间故事集的工作，差不多把众多作者搜集到的流传于当地的民间故事都看了一遍。而恰在此时，朋友送了我一本清朝康熙初年的本县续志，我也粗看了一遍。民间故事是老百姓的口头创作，一代一代传了下来。“作者”大都是些田夫野老，故称作“民间语境”吧。而续志则是那些饱学之士“创作”的，是官修的书，故称为“官方语境”吧。两种“语系”都对县令有不少描述，有意思的是，评价却截然不同。

　　“民间语境”下的县令，多是些负面和被嘲弄、奚落的角色。大体分两类，一是贪婪。比如有个《烂盘子》的故事，说有个县令上任那天，当着满堂衙役说，我吃的是皇家俸禄，定要两袖清风。若有人贿赂，我左手接烂掉左手，右手接烂掉右手。一次，有个富商为了一场官司，给他送了三百两银子。他动了心要收下，但又碍于自己的“誓言”，于是生出“妙计”，端来盘子让富商将银放上然后收下。不久，这事被衙役知道了，问他，他说要烂只能烂盘子而不能烂我的手呀。另一类是愚昧。比如《三个糊涂虫》的故事。县令听说民间生有一种糊涂虫，于是令班头三天之内捉3个进衙让老爷看个究竟……故事曲折离奇，最后捉得竟是县令自己，显然是在嘲讽县令的无知和无能。类似这样的故事，还很多，限于篇幅，就不多说了。

　　而“官方语系”下的县令，就很“高大全”了。仅摘录几位如下：“唐：陆噪，吴人，以清干称，有惠政，人为立祠；裴子云，……人服其神明。宋：邵博，阳羡人，……去后民感其德，即名其桥曰邵公，祠名宦。元：李璋，襄陵人，莅政勤敏……三年内百废修举，明：王让，江陵人，辑流徙，课农桑，修废坠，正行化，治民感其惠；张拱，寿州人，性慈仁政尚宽俭，恩绝人心，解任后，民思之不忘；就暂抄这么几位吧。因为人和“事达”太多了，而且个个都完美无缺。

　　这是为什么呢？我以为原因有五。一是评价体系不同。官家对县令的评价，重点很可能是“政治标准”第一，即看他是否忠于朝廷，忠于皇上，是便是好官，否便是坏官。其他标准，比如是否廉洁，是否关心民生，大都可以“原谅”乃至忽略不计。而百姓评价的标准，关键是看他给黎民带来了多少好处，是否公正。前者“原谅”和“忽略不计”的，恰恰与后者息息相关。

　　二是感受不一样。县令贪些捞些，摆摆官老爷的架子，搜刮些钱财，这种行为对民生的伤害，大老爷往往感受很浅，甚至没有感受。而老百姓却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有些经济特别脆弱的家庭，还可能因此而破产。

　　三是与话语权有关。县令治政，是好是坏，小民在他跟前只有下跪、口喊大老爷的份，根本不可能去搞什么“评议”之类。故县令的工作，即使是坏，他仍可能处于自我陶醉、自我欣赏之中。

　　四是百姓发泄的需要。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官与民之间其力量的强弱总是不平衡，在官强民弱的关系中，民的怨气通过正常通道得以疏导，于是以口相传的民间故事就成立他们发泄怨气的通道。

　　五是“暗箱操作”的结果。一个县令的“政绩鉴定”，写好后，不可能有什么民意组织去把关，更不可能拿到百姓中去讨论。文过饰非就成了常事。

　　诸种原因作用的结果，便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县令形象：史书中的很伟大，民间流传的却不咋样。老百姓要用艺术真实的手法，来矫正史书中的偏差。当然，事物都不能一概而论，也不排除有的县令确实是优秀。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刘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