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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从化市鳌头镇居民陈女士，在读小学时随父亲“农转非”，成为了城镇居民。去年，陈女士的孩子读小学时，由于是居民户口，每学期就要比同住一块地的农村孩子多交200元。为了节约教育开支，陈女士便想“非转农”。但得到的答复都是：只有农转非，没有非转农。据了解，目前广州还没有非转农的操作先例(10月10日《广州日报》)。
曾经被人们形容为“鲤鱼跳龙门”的“农转非”，在上个世纪计划经济年代是很多 农民遥不可及的梦想。农民一旦跳出农门、吃上“皇粮”，便身价倍增。然而时代不同了，现在有不少像陈女士一样的农转非居民觉得，做居民并不比做农民过得好，因为做农民至少还能分到土地，有时还能得到卖地分红。即便没有分红，起码可以种菜、种水果，不用担心温饱问题。可是不再拥有土地的居民只能在农村里过着所谓的城市贫困生活。
从羡慕到冷淡，从向往到倒回，其间的滋味想来只有亲身经历方能体会。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烙印，昔日的农转非是因为城市居民拥有让农民羡慕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拥有城镇户口，就有了国家配给的“粮票”、“布票”，既风光又温饱。然而当土地的价值被无限放大后，拥有土地的农民自然而然地成了最直接的受益者。因而，谋求在制度框架内合法利益的获得，让那些农转非居民提出了非转农的个人申请。
农转非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变化，其最终目的是想通过农民变成居民的路径，实现所有市民都成为同一身份的公民。先完成身份上的公平，再通过社会经济发展，公共服务、教育、医疗等福利的普及，逐步消除城乡差别。不可否认，在当下的生存状态中，由农民到居民，再到公民，应该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但有学者针对非转农现象的出现，将“居民再变成农民”说成是社会倒退，多少有些言过其实。
我们知道，人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选择。在当前社会赋予了农民和居民不同的身份和福利保障后，无论是农民还是居民，都有一个趋利的诉求。农村户口可以享受免费义务教育，可以拿到集体土地的分红，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解决温饱，这些利好是城镇居民特别是城镇贫困居民所享受不到而又渴求得到的。因而，在农转非的身份转变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利益分配时，申请非转农也只能说是个体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寻求利益的最大化问题，与社会发展趋势无关。将非转农与社会倒退挂钩，本质上是在拉大城乡的心理差别，而不是消除城乡差别所应持有的逻辑思维。
事实上，在非转农的背后所折射的还是我们在城乡制度上的差异。非转农遭遇制度空白，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们在城乡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制度瓶颈。城市化的过程没有错，但是当我们将社会资源差异化地分配给居民和农民时，就不该以没有先例而拒绝公民的非转农要求。农转非有制度的支持，非转农同样需要制度的支持。何况一个理想的社会状态，应该是个没有城乡差别的社会，在这里，公民具有自由迁徙权，没有所谓的农民和居民之分。因而，非转农的出现，既不会带来新下乡运动的浪潮，更不会导致社会的倒退，它只不过是我们在追求理想生存状态过程中所遭遇的阵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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