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开启和谐社会大门的“金钥匙”

　　构建一个包括调解在内的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将大量的社会矛盾通过非诉讼手段予以分流化解，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前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法治观察

　　本报特约评论员 胡健

　　正在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核心议题，就是审议“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当前和今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的主旋律。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就业途径和分配方式日益多元化，社会利益结构也随之分化、重组，新的利益群体和阶层逐步形成，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不断涌现，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矛盾凸现期”。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构建和谐社会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实世界是充满矛盾的，矛盾和冲突也是社会所固有的，人们可以暂时压制、控制、缓解，而不可能一劳永逸地消除这些矛盾和冲突。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但和谐社会应当是能够有效疏解社会矛盾的、安定有序的社会。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将矛盾和冲突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如何最大限度地缓和甚至化解矛盾和冲突，使其造成的社会危害和损失最小。

　　对此，社会各界进行了积极地探索和实践。比如近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撰文指出，司法调解通过把讲理与讲法结合起来的方法，让当事人能够接受调解结果，自动履行程度高，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彻底解决纠纷、促进和谐社会构建，具有其他方式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同时，司法部部长吴爱英也在讲话中指出，人民调解是化解民间纠纷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有利于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理顺群众情绪、化解群众怨气，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而在实践层面上，比如山西省开展了“矛盾纠纷调解年”活动，高度重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把大量不稳定因素化解在了基层，有效防止了矛盾纠纷激化升级，有力维护了社会大局稳定。比如青岛市建立的“大调解”工作机制，突破了传统调解模式的单一和局限，建立了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政法综治机关牵头组织，劳动、工商、民政、信访等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工、青、妇等社会团体和行业组织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综合运用多种调解手段化解矛盾纠纷，促进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和谐相处的新机制。

　　可以说，各部门各地方诸多的创新之举，开创了整合各界力量共同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先机。这些举措的一个共同经验，就是重视并发挥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社团调解、行业调解、中介调解等调解方式在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从文化层面看，中国是一个重感情、更富有人情味的社会，中国文化崇尚和解，倡导并奉行“和为贵”，调解制度在中国社会源远流长，具有深厚的伦理基础和文化基础，不仅节约了司法资源、降低了执法成本，更容易被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同时也早已因此被西方国家誉为“东方经验”。

　　从社会现实看，公民与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利益纠纷大量出现，群体性纠纷特别是由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和企业改制等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并出现由个别向群体发展的新动向。这些社会矛盾纠纷没有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最终以案件的形式集中到司法领域，成为各级法院难以承受之重。而片面强调或依赖诉讼，并不能从根本上平息矛盾纠纷，反而会加剧社会矛盾的对抗和紧张，影响到司法工作的权威性和公信度，不利于社会稳定。社会矛盾纠纷的复杂性、频发性与司法救济手段的局限性之间的冲突日益显现。因此，构建一个包括调解在内的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将大量的社会矛盾通过非诉讼手段予以分流化解，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前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从实际效果看，调解更能体现当事人平等主体的地位，发挥平等协商、平等对话的功能，更能创造和谐的气氛，更接近实质正义的要求，既稳定了社会，又可以为法院节约司法资源，为党和政府节约社会资源。同时，有利于增强社会凝聚力，培养健康的人际关系，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

　　正因为如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好调解———这把开启和谐社会大门的金钥匙，不断总结、开拓创新，从而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缓解法律诉讼不断增长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