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新中国的外事翻译工作

　　作为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人，周恩来一贯重视外事翻译工作及翻译干部队伍建设，强调这是整个外交工作和外交队伍建设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丛文滋曾于1959年至1968年在外交部参与翻译干部的培养和管理工作，对此感受很深。

　　记者：丛老，请您谈谈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对外事翻译工作的指导和关怀情况。

　　丛文滋：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兼任外交部部长，对外事翻译工作的指导是非常具体的。周总理指示，外交部要把干部的外文学习列为重要任务之一，并把学习成绩列入干部考评的内容。周总理还要求把北京外国语学校指定为培养外事翻译的重要基地，扩大招生，增开西班牙语等外语专业。1955年9月，经周总理建议，中央正式批准成立外交学院，除培养外事干部外，还开设外语专修科，为外事部门轮训、培养外文和翻译干部。

　　1954年第一次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随着与我国建交、半建交国家的迅速增加，外交部翻译干部数量不足、水平不高的问题日益突出。有几个新建使馆甚至派不出到驻在国的翻译，直接影响了对外工作。

　　1957年10月，周总理指示外交部“必须配齐所有兄弟国家和各重要资本主义国家语文的翻译”。当年年底，他又再次指示外交部“做一个10年翻译干部的培养计划，第一批先培养俄、英、法、德、日、西班牙、阿拉伯、印地、印尼等语种的翻译干部，每种文字10至20人，培养成第一流的翻译。培养地点可考虑以外国语学院为中心，国家出经费聘请所需的专家和教授”。外交部随即与有关单位商讨制订了培养高级翻译的10年规划方案，于1958年3月上报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批准执行。当时估计，10年后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有可能恢复，建交的国家可能再增加50个左右，故计划规定要在10年内培养35个语种的452名高级翻译。在初级翻译的培养方面，1959年3月，周总理指示外交部在最短时间内培养世界各国语文的初级翻译1000名。外交部经过研究，会同教育部共同商量制定了在5年内培养56个语种的1067名初级翻译的规划方案。到1961年，上述高、初级翻译培养对象基本选齐，分别安排在国内外语院校或派往国外学习。周总理对这项工作非常关心，多次询问培养计划的执行情况。也由于周总理的关心，当时全国各外语院系都愿意把本校最优秀的学员向外交部推荐。经过几年的培养锻炼，这批同志绝大多数都已成为外事战线的高级外交官或高级翻译。如唐家璇国务委员、李肇星部长等外交部的好几位原任、现任领导，就是当年选拔的高级翻译培养对象。

　　记者：据我们了解，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又制定了一个新的5年培养规划。

　　丛文滋：1964年中法建交后，邓小平同志估计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将随之增加，指示我们要进一步加强翻译的培养。于是外交部又制定了一个培养翻译的5年规划。周总理看后指示：“由外办、外交部和有关外事单位共同研究，作出一个除军事系统以外的培养翻译干部（包括外事、经济等方面）的总的规划。”为此，国务院外办、高教部和外交部经过专门研究，向中央写了《关于解决当前外语干部严重不足问题应急措施的报告》。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在全国外语院校大量开办外语专科，招收高中毕业生进行突击培养；二是大量派遣外语留学生。计划从1964年开始，在3年内派遣留学生1750名，其中高中毕业生1550名，进修生200名。1964年和1965年两年共派遣了1000多名留学生。1967年初，这批留学生被调回国内参加“文革”、下放劳动。这两年派出的留学生虽然没有毕业，但已打下了一定的外语基础。周总理对他们的外语学习仍很关心、很重视。1969年和1970年，他曾先后两次指示，这批留学生下放劳动后，每天都要安排一定的时间，进行组织外语学习和训练。现在，这批同志绝大多数都已成为国家外事干部队伍的骨干，这与周总理的亲切关怀是分不开的。

　　记者：进入70年代后，我国外交工作有了大的发展。请您谈谈这期间周恩来对外事翻译工作的指导情况。

　　丛文滋：1970年，加拿大、意大利先后与我国建交。当时，周总理预见到我国的外交工作将有新的大发展，指示北京外国语学院应恢复招生，以便加速翻译的培养。第二年，就在基辛格来华前夕，总理批准了该院招收800名新生的计划。1970年11月20日，总理召集国务院科教组、外交部、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领导和军代表及外交部几位高级翻译开会，就外语教学、外事干部的外语学习和翻译干部的培养要求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对外事翻译工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1971年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和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仅这两年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就达30多个。外交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针对外交形势的大发展，毛主席在1971年曾先后就外事干部的外语学习和外语干部的培养作了两次重要指示。大概在10月，他指示说：做外事工作的干部，60岁以下的都要学外语，60岁以上的自由学，60岁以下的强迫学。周总理在为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一次寿宴前，向外交部领导作了传达。同年11月，总理又向国务院科教组和外交部传达了毛主席的另一个指示：英、法、俄、西、日、德和阿拉伯语这七个语种，学校要扩大容量。同时，周总理还指示外交部采取紧急措施，在3年内先后从全国外语院校1966至1969届毕业生和1964年派出的留学生中选调一批外语学得好的，进外交部工作。

　　1972年，在尼克松访华后，周总理又根据毛主席1971年11月27日指示的精神，批准从全国几所外语学校高中毕业生和外语院校尚未毕业的在校生中，选拔一批派到国外留学或到使馆当学习员，重点学习外语。1972年和1973年两年，外交部先后选拔了130多人，派往22个国家，学习18种外语。“文革”开始后一度中断的翻译培养工作，这时又重新走上了有计划的轨道。

　　1973年2月8日，周总理在会见坦桑尼亚外宾后，曾问分管非洲司的副部长何英：“外交部有没有斯瓦希里文和豪萨文的翻译干部？”何英同志答道：“有，但还不能胜任高级翻译。”总理听后，立即指示：“要注意培养他们，并给他们创造翻译的条件。”同年9月，埃及副总统来访，在欢迎宴会上同周总理谈起阿拉伯文的翻译问题，总理听后说：看来我们还要派些人到你们国家大学里去学阿拉伯文，同埃及学生生活在一起，这样可以很快提高听说能力。外宾走后，总理就对何英说，要多派些人到开罗学习阿拉伯文。第二年，外交部就遵照周总理的指示，选派了7名学生到埃及学习。

　　记者：看来，周恩来总理对外事翻译工作的关怀和指导是非常全面的。

　　丛文滋：确实是这样。比如，上世纪60年代初，周总理考虑到外交部没有培养翻译的基地，曾先后两次指示外交部同教育部商量，将1955年交给教育部管理的北京外国语学院重新划归外交部领导。根据这个指示，外交部于1961年11月在向中央写的《关于加强培养翻译干部工作的意见》中，就正式建议批准北京外国语学院划归外交部领导，同时建议中央批准外交部增设教育司，把学校和在职培训以及全部的翻译工作统管起来。中央很快就批准了这个报告。北京外国语学院正式划归外交部后，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还亲自审查批准了该校的专业设置计划。1958年开始选拔的高级翻译培养对象毕业后，需要经过实践锻炼，才能逐步达到高级翻译的水平。其中尚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使用的语种的翻译人才，更需要集中储备。鉴于此，周总理同意外交部储备一批干部。1962年，国务院编制委员会正式批准外交部设立452名培养高级翻译的储备编制。1964年，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还同意外交部成立非通用语翻译队（占用储备编制），把一些非通用语的翻译毕业生集中起来，采取有工务工（即承担翻译任务）、无工务学的方针，进行储备培养。

　　此外，周总理多次强调翻译要在实践中锻炼提高。他说：“翻译要经常做，才能熟悉和习惯领导同志的用语，不至于临场紧张翻不好。”他还亲自为锻炼翻译的口译能力设想过不少办法，如提出多安排新翻译到旅游局等常用外语的单位去锻炼、领导人会见外宾时可多带一两个翻译去实习或旁听等。在参加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时，总理都同意代表团多带几名译员。周总理还强调为翻译干部提供参加和熟悉外交业务工作、了解政策的机会。他多次讲过，“搞翻译的同志一定要参加政策性的工作，要参加外交业务”；“要给翻译看必要的文电”；“不让翻译参加政治学习和形势政策的讨论，翻译不了解情况，怎么翻？”

　　记者：周恩来对翻译人员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要求呢？

　　丛文滋：要求很严格。上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周总理会见外宾时谈到越南问题，说美国政府企图用武力制止越南人民的反抗斗争是徒劳的，并引用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句成语。当时翻译译得不准，总理又解释了成语的含义，再让翻译准确译出。有的翻译回忆说，总理对重要的照会、声明和讲话稿的译文经常亲自审阅。如1971年基辛格来访，翻译将总理在宴会上的讲话稿中“美国客人们”一语错译成“美国朋友们”，总理在审阅时发现了这一错误，并予以纠正。这种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对翻译们的教育很深。

　　1970年11月20日，周总理在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外语教学和翻译培养座谈会上，更明确地提出翻译要练好三项基本功：第一是政治思想的基本功。必须在经常的讨论和学习中求得政治上的提高，否则无法胜任翻译工作。第二是语言本身的基本功。苦练要成为一条原则，每天至少要有几小时练外语；还要注意了解所学语言的使用环境，要下苦功夫把外文地图背熟。第三是文化知识的基本功。要注意学习国际知识，经常看《世界知识》以及中外历史、地理及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刊。

　　为督促翻译人员学习，周总理有时利用会见外宾的间隙问译员当日的《参考资料》刊登了哪些重要内容等。就在11月20日这次座谈会上，总理当场问一位英文翻译：“拉美在领海权问题上有14个国家同美国正在进行斗争，具体是哪14国？”翻译一时说不全，总理马上就数出这14个国家的名字，并数了另外未公开表态的7国国名。然后，对翻译说，一共是21个国家。今天的报纸不是登了吗？你报纸也不看，地图也不记，你的基本功不够。又说：毛主席学打仗，就是从中国地图学起，是苦练出来的。这个苦功非练不可。你们当翻译，要下苦功夫把地图背熟才行。那天会上，总理还亲自指示外交部买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外文小册子供翻译干部阅读。他说，即使有些反动的材料，也应阅读了解，否则外国人的讲话译员听不懂，就无法翻译和反驳。

　　再举一个例子。1958年8月下旬，炮击金门开始。10月6日，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周总理对这项声明高度重视，决定用中外文同时发表，并让秘书给外交部打电话，指示英文定稿要找一位有资历的翻译负责。负责英文定稿的同志去新华社后，擅自将声明原文中“如有护航，不在此例”一句、“暂以七天为期”中的“暂”字、“历史巨人”中的“巨人”两字删去。当时，负责录入英文稿的同志曾提出疑问，该定稿同志未加考虑。次日上午，翻译科英文组有些同志也提出疑问，该定稿同志一面犹自辩解，一面也才感到确有不妥，即告《北京周报》在出杂志时加以修改，但未向领导汇报，也未通知新华社和广播电台及时纠正。当日傍晚，广播电台口播组核对译稿时发现上述差错，给外交部办公厅打电话时，部领导才知道此事，立即决定请新华社和广播电台修正重播，并指示办公厅将更正的译文重新印发有关驻华使馆和外国记者。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知道此事后，提出严厉批评。外交部办公厅为此进行了检查，并向部里写了报告，认为此次译文错误的主要原因是该同志对文件的政治意义认识不足，采取了极端错误的擅自作主的做法，缺乏组织纪律性，自以为是，不重视群众的意见，同时建议给该同志行政处分。部领导将此报告报送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审阅。周总理和陈副总理均表示同意。周总理还批示：“转外办传阅，提醒各外事单位都要注意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记者：还有哪些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

　　丛文滋：印象深的事情很多。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文革”期间周总理对下放外文翻译干部和受冲击的干部的关心爱护。总理曾多次指示，对下放的外文、翻译干部要加强管理，要保证他们的外语不荒废，以备将来工作之需。1969年10月，在招待某国总理的宴会前，总理听说下放在解放军某农场的学生每天只有1小时的外语学习时间，当即说：“1小时不够，1小时怎么够呢？”“学艺术的每天要花4小时练基本功，学外文的每天至少得花3小时练基本功。否则，外文就忘了。”他当场指示外交部给农场发一个通知，切实保证这批学生每天3小时的外语学习时间。对受极“左”思潮冲击而被审查的翻译干部，周总理也是关怀备至。1969年6月，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名问道，有一位老翻译某某同志解放了没有，接着说：“对于那些发现有问题的老翻译，在他们交待清楚自己的问题以后，要酌情使用。”

　　还有另外一件事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刻。1962年，外交部在上报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专业开设计划的报告中，将英、俄、法、西、阿拉伯文以外的语种通称为“小国语”。总理在审批报告时把三处提到的“小国语”一词逐一改为“非通用语”，并批示：“今后不准再称‘小国语’。”这个报告是我起草的，当时看了总理的批示，深受感动和教育，至今记忆犹新。这也体现了总理尊重小国、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思想。从此，外交部正式文件中就不再使用“小国语”这种称呼了。（本文发表前经丛文滋同志审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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