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听课　毛主席为我改名　北京开会　周总理帮我扮靓

　　延安听课毛主席为我改名北京开会周总理帮我扮靓

　　藏族老红军天宝讲述人生传奇，他当年脱掉喇嘛服当红军，他率解放军先遣队进军西藏，他是新中国首位藏族政协委员，他做过西藏自治区主席

　　【64】

　　他们在长征大历史的集体记忆中可能无法被提及，但他们出生入死的个体经历应该永远被铭记。

　　■主角：天宝

　　天宝，1917年生于四川省阿坝马尔康。十二三岁时入寺庙当小喇嘛，活佛为他取名“桑吉悦希”。1935年，天宝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长征胜利后，毛主席为他起汉名“天宝”。

　　1943年到1949年，天宝担任蒙古抗日支队教导员。1950年，当选为新中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西康省藏族自治区首任主席。1952年，担任阿坝藏族自治州州长，成为唯一一位同时担任两个自治州州长的人。后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主席、四川省委书记、中顾委委员等。

　　人生如棋。

　　若不是红军70多年前走过四川省阿坝州，色不计喇嘛庙的小喇嘛桑吉悦希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会当了红军，还参加了长征。更不会想到毛主席会给他起个汉名——天宝，多年以后，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位藏族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首任主席。此后还做了四川省委书记、中顾委委员……

　　8月19日，记者来到四川采访老红军天宝。在成都的闹市区，有一条宁静的多子巷。89岁高龄的天宝，就住在巷里的一处小院内。

　　天宝家的客厅，让人想起他另外一个名字——桑吉悦希。客厅不大，吸顶灯四周的吊灯悬挂了一圈藏族风格饰带，进门的右侧是一个雕花藏式长柜，柜上中央是毛主席画像，像前是天宝敬献的红色哈达。

　　“老爷子没架子，不论工作人员，还是院里的孩子，都叫老爷子‘天老爷’”，天宝的女婿渠建林笑呵呵地说，老爷子总是乐呵呵地答应，很有意思。

　　眼见为实，天宝确实没架子。听说记者要来采访，老爷子起得比以往都早，他换上了熨烫齐整的衣服，在外孙的搀扶下，慢悠悠地走下楼，见面就说，“我身体马马虎虎，你们百忙之中来看我，我感谢你们。”

　　小喇嘛脱下僧衣当红军

　　一个小喇嘛脱掉僧衣换上红军军装，在当地曾引起轰动，这让天宝很有面子。

　　70多年前，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党坝乡石果坝村有一个名叫木尔加的藏族男孩，他被父母送到附近色不计喇嘛庙当小喇嘛，学经结业时，师父给他改名为桑吉悦希。

　　“我的年龄好记，是十月革命的同龄人”，天宝说，1917年2月，他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父母给他起名木尔加。按照当地藏族的习俗，一家人有男孩，首先要送去当“扎巴”，也就是小喇嘛，他家有三个男孩，要送两个去当“扎巴”。

　　天宝是家里的老大，“扎巴”就当定了。党坝是个偏僻、闭塞的地方，寺院不大，有个活佛管事，教“扎巴”们学藏文、学念经。

　　“现在想起来，那位活佛的学问一般，应用文都没教”，天宝遗憾地说，学了几年也没有学好藏文和佛经，连封信也不会写，毕业时就得到一个名字——桑吉悦希。

　　1935年，在天宝18岁那年，红四方面军长征来到阿坝，天宝的人生突然起了变化。

　　红军到来前，谣言闹得人心惶惶，国民党说红军不仅杀人放火，而且共产共妻、灭族灭教。当时不但土司、头人和有钱人家跑到城里躲藏，就连普通的藏民都逃到了山里。

　　天宝说，“我们家里穷得叮当响，我是个扎巴，两个兄弟都没结婚，不怕什么”，天宝说，但看着乡亲们都跑，他也跟着跑到了山里。

　　藏民在偷偷观察这支红军队伍，他们发现这支军队与众不同：寺庙、民房空着也没人住，偏偏在外挨饿受冻，队伍会把土司家的东西分给穷人，胆子大的藏民慢慢接近，发现这些汉人总是笑嘻嘻地与他们打招呼。

　　“我和一批藏族青年参加这支军队！”天宝说，马尔康先后建立了以党坝为中心的13个乡一级苏维埃政权，在各村寨动员藏族青年参军，红军稍作动员，他没啥犹豫就参军了。

　　天宝的父亲当过走村串寨的货郎，能说些汉话，天宝从小就能听懂且能说汉语，像他这样通汉、藏语言的藏族青年红军特别需要。一个小“扎巴”脱掉僧衣换上红军军装，在当地曾引起轰动。天宝也很高兴，虽说军装半新不旧，而且不太合身，毕竟长这么大没有这么大的面子。

　　从此，天宝像变了一个人。

　　“过去念了四五年经文，但有口无心不懂意思，自打加入红军，一下就成熟了”。1935年秋天，天宝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红军第一批藏族战士、第一批藏族党员。

　　天宝说，那时他的任务是筹粮、打土豪、分田地。他担任共产主义少先队副队长，“副队长的官也不小哦。”

　　过草地成了野菜宣传员

　　他们拿着野菜到各个部队宣传，告诉战士们哪种野菜能吃，哪种不能吃。

　　1935年8月，天宝随左路军踏上草地，这是红四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那时，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但战士习惯称张国焘为“张主席”。

　　天宝说，他是一个不称职的翻译和向导，进入草地后，他的汉语不够用了，对路也不太熟了，只好跟着老同志一起走。“过草地最大的困难就是容易迷路”，当时，红军找过一些赶过马帮、走过草地的人带路，刘伯承总参谋长把他们当宝贝，还亲自给他们布置任务。

　　藏族向导王寿才是丹巴人，曾是个小土司，王寿才走过草地，又懂汉话，刘伯承亲自请王寿才带路，起初王寿才不太愿意，刘伯承将王寿才劝了过来，还专门给他配了一匹马。

　　“那时，大首长才有马骑”，天宝回忆说，到了草地中央，王寿才感冒发高烧想回家，红军就用担架抬着王寿才走。这个王寿才解放后做过全国人大代表，甘孜州副州长。

　　过草地缺粮，战士们只能挖野菜，但很多野菜有毒，吃错了不但会生病，而且会要命。红军就请来藏族同胞做指导，把野菜分类画出图，然后印发到各部队，由于部队只有几台油印机，又缺乏油墨、纸张，红军只好采集标本，天宝等几名战士便成了“野菜宣传员”，他们拿着野菜到各个部队宣传，告诉战士们哪种野菜能吃，哪种不能吃。

　　经过千辛万苦走出草地，张国焘却命令部队南下，这让天宝弄不明白。天宝说，天天喊北上抗日，怎么转了一大圈又要回头。天宝还记得张国焘“打下成都吃大米饭”的口号。虽然不愿意回去，但有大米吃总比在草地饿肚子强，天宝就随军南下。

　　到当过喇嘛的寺院筹粮

　　藏族同胞还是想方设法找粮食，当年天宝当过小喇嘛的寺院，也拿出了几百斤青稞。

　　后来南下受阻，红四方面军回到川康地区。不久，天宝调到藏民独立师政治部任青年部部长。藏民独立师是红军在1935年冬天建立的，该部队原是丹巴当地头人马骏父子的武装。

　　1935年12月底，在马骏办公驻地，藏民独立师举行成立大会，师长马骏、师政委李中权，马骏的父亲马阿交发表了讲话，讲的是汉藏情谊，战士们的情绪很高。老将军李中权仍记得当时的情景，夸天宝是一个很能干的年轻人。

　　天宝回忆说，独立师担负全军的警戒，警戒线东西长百余公里，南北宽四五十公里，作为青年部部长，天宝不用执勤、放哨，但要在这个区域范围来回走动，跟着师长、政委检查，因而见到朱德、刘伯承等高级将领。

　　为部队筹集粮食，是天宝当时最重要的工作。那时，整个丹巴县就3万多人，驻扎的红军就有3万多，此外，还有大批骡马需要饲料，给养是最大的问题。为此，刘伯承亲自抓给养，天宝被派到寺院、土司头人家、当地群众家筹粮。

　　红军第三次过草地时，红四方面军总部要求每个战士准备15公斤粮食。草地本来就穷，不产粮食，人员也少，几万大军来回过草地，粮食差不多被吃光了，筹粮异常困难。

　　天宝说，藏族同胞还是想方设法找粮食，一些寺院把存积多年的粮食、茶叶都拿了出来，就连当年天宝当过小喇嘛的寺院，也找出了几百斤青稞。没有粮食，藏族同胞就支援牛羊，牛羊肉能吃，皮子可以做背心、坎肩，穿几个眼就成了皮鞋，解决了大问题。

　　为了北上抗日，天宝所在部队奉命把格勒得沙革命军、少先队组成了一支少数民族的武装——番族人民自卫军，这支队伍是一个师的建制，天宝被任命为党代表。

　　这支特殊的队伍担负着特殊的任务，时而在前为大部队开路，时而在后面阻击追兵，时而送伤病员，时而收容掉队、迷路的战士，有时还要找粮食，找牛羊。

　　红军到达甘肃时，番族人民军的建制被撤销，编入其他部队继续北上。

　　毛主席为我取名叫天宝

　　“全世界只有9个人姓天”，包括天宝本人，4个孩子、2个孙子以及弟弟的两个孩子。

　　长征也是天宝的学习之旅。参加红军时他不认识一个汉字，但他记忆力很好，学过字很快就能记住，长征的几个月，学了不少，学完就用，学得更快。

　　“前有阻挡，后有追兵，没有吃的，缺乏弹药”，天宝说，即便这样，一路上不但走路、打仗，而且没耽误学文化。休息的时候还要考试，考不及格要挨训的。就这样，天宝一路走一路学，后来用的汉字都是长征路上学的。

　　1936年10月，红军胜利会师后，中央党校里办了个少数民族班，天宝当上了学员班班长。在这个班里，藏族战士桑吉悦希没想到，毛主席给自己起了个汉名——天宝。

　　“班里有20多个同学，大部分是经过长征的彝族、藏族、羌族战士”，天宝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经常来党校讲课，每周至少一位中央领导来作报告。

　　天宝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毛主席讲完课后，学员们自动列队到校门口欢送。毛主席兴致很高，一个个询问学员叫什么名字，哪里人，什么民族，讲的课听懂没有，听懂多少。

　　天宝说，毛主席问到他时，学校领导立即向毛主席介绍，说他是少数民族班的班长。当时，毛主席说，“了不起嘛，当了领导，还带了‘长’嘛！”

　　天宝当时不好意思，毛主席见状又问，“你叫什么名字？”，天宝立即回答“桑吉悦希”，毛主席又问“桑吉悦希是什么意思，听说藏族的名字都很有讲究。”天宝回答说，“桑吉”是佛祖的意思，“悦希”是宝贝的意思，名字是活佛取的，有点迷信色彩。

　　谁知，毛主席笑着说，“了不得，了不得嘛！又是佛爷，又是宝贝！”随后，毛主席收起笑容说，“你们都是党和红军的宝贵财富。是上苍，也就是你们说的佛祖，赐给我们红军队伍的宝贝。”

　　天宝说，毛主席想了想又对他说，“长征时我们到过你们家乡，那里的藏胞对长征的胜利是有贡献的。汉语有句古话，叫物华天宝，也就和你那个‘桑吉’差不多，我给你取个名字，就叫天宝吧！”

　　在场的学员一起鼓掌，连声叫好，“天宝”这个名字就在中央党校和延安传开了。

　　“全世界只有9个人姓天”，天宝自豪地说，这9个人包括他本人，他的4个孩子、2个孙子及他弟弟的两个孩子。

　　抗战时被雪藏参加学习

　　为上抗战前线，天宝情急之下冒充汉族，但是被领导很快揭穿。

　　从1936年到延安一直到解放战争爆发，党中央也没有让天宝等少数民族学员上前线。后来当解决西藏问题提到议事日程，迫切需要一批高素质的藏族干部时，像天宝一样经过多年培养的藏族干部正好派上用场。

　　“看似一步闲棋，其实是一步妙棋”，直到今天，89岁高龄的天宝，仍在感叹中央的远见卓识。雪藏天宝就是党中央的一着妙棋。当抗日前线烽火连天，当抗日根据地不断遭日军扫荡之际，党安排给天宝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而且前后学习了十年。

　　对此，李维汉曾回忆说：在西北工委集中天宝、扎西旺徐、孟特尔、沙纳等一些藏族青年骨干，专门给他们补习汉语古文和现代语言。

　　天宝说，当时眼看着一批批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的学员奔赴抗日前线，自己却是学习、学习、再学习，曾憋不住向领导提出坚决上前线的要求。为了上前线，天宝情急之下冒充汉族，但是被领导很快揭穿。

　　直到胡宗南的军队大举进犯延安时，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天宝和其他少数民族学员才被送往内蒙草原，在乌兰夫领导下担任蒙汉骑兵支队的政委。

　　周总理为我送衣服皮鞋

　　“总理让人带我到医院补牙，补牙用的金子，还是总理专门批的呢。”

　　天宝第一次到北平是1949年春天。他并不知道，此次北平之行，将会决定他参加和平解放西藏的进军。

　　此前，天宝从内蒙调回延安，中共西北局组织部长马文瑞接待了天宝，马文瑞告诉天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组织上安排天宝作为藏族代表出席。马文瑞特地为天宝写了一封介绍信，信是给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

　　从延安出发前，马文瑞拿出一套专门为天宝准备的粗布夹衣。天宝说，那是延安能够拿得出的上等服装了，马文瑞还特意嘱托“路上不要穿，要留到开会时再穿”。

　　几经波折到达北平，中央组织部雇了一辆人力车将天宝送往中南海，两天后，天宝见到了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李维汉告诉天宝，“你是藏族的代表，负有重要责任，民族组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起草《共同纲领》有关民族问题的部分……”

　　天宝说，作为当时藏族唯一的正式代表，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特别是见到周总理后，心潮澎湃难以平复。

　　“总理见到我，什么话都没说，第一句就是：“你这身衣服这个样子，怎么上天安门呀，我的政协委员同志！”第二天，总理就叫人送来了一套毛料中山装，还有帽子和皮鞋。我这是头回穿皮鞋，穿上皮鞋就脚痛，那几天，我是有人来就穿上，没人时就脱了。”

　　天宝回忆说，“和总理说话时，总理见到我牙齿缺了，笑着说，“你这个样子怎么当代表开会嘛”，随后，总理就让人带我到医院补牙，补牙用的金子，还是总理专门批的呢。”

　　主政西康保障大军进藏

　　“天宝天宝你来了，天老爷都要保佑我们嘛，进军西藏一定胜利。”

　　正当天宝满怀兴奋期待政协会议召开的时候，青藏高原事件不断。1949年7月8日，西藏地方当局以防共为借口驱逐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1949年9月17日，西藏地方当局在拉萨召开会议，做出全面对抗解放军解放西藏的决议。

　　9月8日，天宝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西藏全体同胞，准备迎接胜利的解放！》文章，控诉帝国主义干涉西藏，策划分裂中国领土的阴谋。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天宝作了热烈发言，期待党中央早日解放西藏。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后，新中国第一次盛大国宴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后，天宝在休息大厅遇见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邓小平告诉他，“你从第一野战军转到第二野战军，党的关系从西北局转到西南局。”

　　不久，天宝抵达重庆，被分配到中共西南局统战部工作。天宝说，他接手的第一件事就是妥善安顿班禅办事处。到1950年1月10日，18军被确定承担进军西藏的任务，2月的一天，西南局决定让天宝参加进军西藏。

　　天宝在四川乐山和18军会合，18军军长张国华握住天宝的手说：“我们这些人要说打仗还懂一些，要说民族问题、西藏问题，我们就一点都不懂，要从头学起，当好小学生。”18军政委谭冠三说，“天宝天宝你来了，天老爷都要保佑我们嘛，进军西藏一定胜利。”

　　1950年3月29日，天宝率北路进藏先遣队从乐山出发向西藏进军。1950年10月初，昌都战役进入倒计时，就在此时，西南局作出一项决定，调天宝到康定筹备成立西康省藏族自治区，并担任主席。

　　天宝这次对上级的决定感到突然。天宝说，从感情上说，他不愿意离开18军，他希望进军西藏，亲手将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

　　然而，天宝明白，此次变动是为了更有效支持大军进军西藏。天宝就成为新中国第一位专区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主要领导人，经营甘孜保障大军进藏。

　　天宝担任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主席一年后，18军先遣部队胜利进入拉萨，1951年5月23日，西藏正式和平解放。

　　娶得“地宝”结藏汉良缘

　　毛主席叫住天宝，风趣地问道，“天宝”，你找到“地宝”没有？

　　和事业一样，天宝的爱情也尽显棋局里的妙招。天宝的妻子吕平是汉族，两人的婚姻是藏汉良缘。

　　吕平祖籍四川宜宾，吕家在四川曾是望族。吕平的伯父吕超，担任过国民政府的参谋长，吕平的父亲吕一峰，早年留学美国，1924年学成回国，在上海、南京几所大学任教时加入共产党。

　　1946年，年近21岁的吕平在父亲的影响下参加革命。1949年秋天，吕平调到二野新成立的新南服务团，同天宝一起随二野进军西南。1949年国庆节后，吕平同天宝在常德的一场晚会上相识了。

　　这段藏汉缘分注定分不开了。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后，吕平被安排到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际处工作，她的父亲吕一峰则到了统战部，这时天宝恰好在统战部帮忙，吕平到统战部看望父亲，经常碰到天宝，两人由相识逐渐熟悉。

　　天宝爱上了吕平，但奉命调到18军离开了重庆。18军军长张国华主动充当说客，吕平终于红着脸答应同天宝“交朋友”，张国华这才满意而去。1951年正月初五，正是天宝34岁生日，那天他们喜结良缘。

　　20世纪50年代后期，天宝到北京出席少数民族地区的会议，毛主席参加了会议，散会后，毛主席叫住天宝，风趣地问道，“天宝”，你找到“地宝”没有？

　　天宝说，开始没弄清楚毛主席的意思，想了一下才明白，毛主席这是问成家没有。天是阳，地是阴，天宝是男人，“地宝”就应该是个女人，毛主席关心的是他的个人问题，他赶紧点点头回答“找到了”。

　　天宝长期在甘孜、阿坝藏区奔忙，回家的日子很少。夫妻两人一直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1969年，天宝从四川调到西藏。接到调令，天宝简单收拾行李后，就匆匆赴西藏上任了。这一去就两年，妻子带着四个孩子一直住在四川。

　　从1969年进藏工作，到1981年奉调出藏，天宝在西藏经历了“文革”十年动乱的大部分时间。他担任过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主席、西藏军区第二政委等重要职务。

　　有人曾问起天宝，“文革”时在西藏做了哪些重要工作？天宝总爱说，吃团结饭，念团结经，做团结的工作。

　　1983年初，天宝退居二线。虽然不在西藏工作了，但天宝的心始终想着西藏，天宝的目光，始终关注着西藏。晚年他还积极搞一些公益活动。1992年4月4日，援藏基金会成立，天宝被选为基金会副理事长，为西藏的发展四处奔走。

　　坐汽车翻路基毫发未损

　　天宝得意地说，“是不是因为我的名字改得好，天宝，自有天保。”

　　天宝是一位身份特殊的正省级干部，按规定他每年都可以外出观光旅游和疗养，但无论在位时还是退下岗位，除非外出公干，天宝从来不享受这个“优惠政策”。

　　组织上为他配有专车，除了因公使用外，他不准子女使用。天宝专门给子女打招呼“我的车，你们不要随便使用。”子女们都很自觉，不用老人的公车。

　　天宝晚年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午9时起床，晚上11时准时睡觉。老人没有什么业余爱好，每天就是看看电视，在小院里散散步。

　　天宝有四个儿女，他疼爱自己的儿女，但是始终严格要求。大儿子天文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当时天文担任连队的指导员，要上前线了，亲朋好友都为天文担心。有人向吕平提出“是不是想办法将天文调回后方机关”，吕平挂念儿子心切，赶紧打电话给远在拉萨的天宝，天宝听完严肃地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身为军人，关键时刻不能临阵脱逃”。

　　就这样，天文上了对越作战前线，他所在的连队连续参加几次战斗，最惨烈的一仗下来，正副连长和两个排长牺牲，连队只剩下30多人。这次战斗后，天文荣立三等功。

　　天宝的一生充满传奇。1996年，已届80高龄的天宝，同四川省委领导谢世杰一起，赴松潘参加长征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那天下雨路滑，汽车快到茂县时，在一个急转弯处翻下路基。汽车四轮朝天，翻卧在岷江激流边，跟在后面的工作人员惊呆了，立即下车跑下路基，迅速拉开车门把天宝背了下来。

　　“你猜怎么着，老爷子一点事没有”，渠建林说，天宝站住，伸伸胳膊、蹬蹬腿，一切正常，浑身上下完好无损，皮都没擦掉一块，车上的同样有惊无险，安然无恙。

　　事后，老爷子得意地说，“是不是因为我的名字改得好，天宝，自有天保”。

　　■长征往事

　　斯诺镜头中的藏族小红军

　　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曾对红军在长征中通过多少年“没有一支汉族军队通过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大为赞赏。

　　1935年4月至1936年8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长征途经四川藏族地区，在今甘孜、阿坝两州一些地方停留、往返长达16个月之久，领导、帮助藏族人民建立了党的县委、少共县委、博巴政府、博巴革命军、格勒得沙政府、格勒得沙革命军等组织。在四川召开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尔盖会议和巴西会议等重大会议。在藏区组织飞夺泸定桥战役、土门战役、绥崇丹懋战役等重大战役。藏族人民支援红军，参加红军，掩护红军伤病员，支援了中国的革命事业。

　　1936年，斯诺在延安为五位藏族小红军留下珍贵的历史镜头，照片中，扎西旺徐、天宝、杨东生、沙纳、孟特尔面带笑容、精神抖擞，身穿朴素且极不合身的军装。

　　本报特派四川记者

　　丰雷王涛梁朗然

　　图：

　　天宝对毛主席给他取的名字很满意，“天宝，自有天保。”本报特派四川记者黄宇摄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