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教授不上课，板子不能光打教师

　　教育部今年上半年就“提高教学质量、深化教学改革”召开了工作研讨会，并已形成文件向各级传达，显示了在高校规模空前扩大之后，教育部的工作重点开始强调教学质量。这种转向的确是必要的。《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刊登的一篇报告提供了这样数据：2005年，从中国和印度大学的大学毕业出来的工科学生，总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日本和欧盟全部大学工科毕业生的总和。但是，印度毕业生中只有四分之一，中国毕业生中只有十分之一，能达到跨国公司所要求的水准。所以，大学只讲数量不讲质量是不行的。

　　《潇湘晨报》报道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张尧学的讲话说，“名师出高徒，提高高教质量，师资队伍无疑是重要一环。不可否认，高校里有像孟二冬式的好教师，但……一些教师的职业、道德水准在下滑：学术造假、不好好上课的还是有不少；一些老师不是扎扎实实地搞科研，而是想靠科研来多挣点钱。”张司长的话是事实，并且这些问题在五年前甚至十年前就已经存在了。换句话说，多年积累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说明对真实的问题了解还不够清楚，在扩招之初，忽视了与之相关的教师配备、教学质量等问题。

　　无论如何，提高教学质量，这的确是应该做的工作。但是大学里的教学质量不高，主要的原因还不在于教师的职业水准和道德水准。职业水准和道德水准是一个问题，但是深层次的管理制度可能问题更大。

　　首先是在高速扩招的现实条件下，教师的绝对数量远远不够。如果说到教授为什么不给本科生上课，或者只是象征性地讲几堂课，那么原因还是教授不够。这种不够，因为管理问题，会变得更加不够。比如校长、院长、处长等等，都由优秀的教授担任，即所谓的双肩挑。在极为繁重的行政事务和管理压力下，他们的教学时间很难保证，于是，能够教学的好教授就少了。比如，很多教授本身就是官员。他们很忙，所以不能上课。但是使他们很忙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去开会，或许会议的议题就是研究解决好教授没有时间上课的问题。这是一个悖论式的困境，与道德水准无关，而与制度有关。

　　大学对教师的管理方式之一是每年规定工作量。对于教授来说，指导博士生论文，给研究生上课，担任行政职务，在工作量里可以比重很大。不需要给本科生上课，完成工作量已经绰绰有余。对于年轻教师来说，情况相反，既没有指导博士生的资格，也没有行政职务，只有多上课才能完成工作量指标。在这种情况下，教授不上本科生的课，也与道德水准无关，而与考核方式有关。

　　要打破这种困局，最核心的问题是大规模减少学校的官僚化程度和行政化程度，因为它与学生争抢最宝贵的教学资源，而学生必然是输家。因此，教育部重视高校的教学和科研质量问题是好事，但是希望见到有真正的制度创新。

　　□郭巍青(中山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