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庆安 

　　2009年5月的这一周，和我们这个国家的两部分历史发生了交集。一部分历史是一年前，同一时间发生在四川汶川地区的地震；另一部分是六年之前的春天，我们所经历的非典。

　　这一周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甲型H1N1流感，又让我们回想起了非典肆虐的时候。我们总是把汶川大地震与唐山大地震相提并论，也总是把甲型流感和非典相提并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从客观上说，人类社会所经历的痛苦总是相似的；从主观上说，是因为我们相信中国总是在进步的。

　　与当年的唐山大地震相比，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抢险救灾更关注人的生命和尊严。而在2003年非典的教训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在今年的甲型H1N1流感面前，也能够较早地启动应急预案。这些都是进步的标志。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的进步力量总是来源于我们所经历的苦难，那么中国的现代化步伐或许会充满偶然性。

　　中国的历史不乏对苦难的赞美。因为在历史的大多数时候，考察一个人的能力和品质，危机和苦难往往是最为直接也最为显著的机会。因此才有孟子的说法，“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从小的教育告诉我们，危机和苦难往往既是锻炼国人意志的课程，又是团结国人的机会。

　　但是苦难同时也是一种残酷的选择，并不总是导致伟大。我们宁愿希望一个没有汶川地震的平淡的2008年，宁愿希望一个没有非典和流感的寂寞的春天。这些希望不可能回到历史中再度实现。既然现实如此，那么现代化的另一个意思，是推动社会成为防灾减灾的共同体。因为苦难对于社会的要求，其实要远高于个人。灾难的教训如果不能够及时地转变为制度性的进步，那么每一次灾难除了创造英雄，就只能带来悲伤。

　　这就是为什么在危机面前，我们更应该要求一个进步的制度，而不仅仅是要求一个进步的英雄。

　　从汶川地震来看，每个灾区的民众都是坚强的，但是如果能通过汶川救灾建立一套快速反应机制，完善救灾体系，不但能够减少死亡，他们坚强的代价或许会小很多。而非典的教训更为明显地提示我们，在流感携带者出现之后，疫情的信息公开是防控最为关键的环节。在信息公开之后，我们才有理由要求每个人都按照这种信息来保护自己，帮助别人。

　　简单地说，制度就是社会的共识落实于文本之上。而制定这些制度的过程，需要为政者有心，才能为人们的共识起草制度的文本。比如胡锦涛在纪念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一周年的讲话中说的，城乡居民住房重建、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重建、基础设施恢复重建、产业重建和结构调整、历史文化保护、生态修复，这些都是人们的共识。而有的时候，人们也会自己寻找共识。那些在汶川从事心理救助长达一年的志愿者，没有制度，只有自发的共识。

　　制度不是创造汶川英雄，而是寻找人们最需要的共识。当然，汶川地震和流感疫情的蔓延，是危机时候的最高也是最快的共识。但推而广之，其实我们更可以在人们的日常经历中，找到对制度革新的需求。汶川一周年，非典六年后，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去思考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