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

　　提要    如果所有类似案件都能够既经得起公众的质疑，又经得起法律的审视，公众和公权力部门之间的信任危机一定会有所缓解，中国的法治化、民主化进程将得到很大提高。

　　近来有两桩事件引起舆论强烈关注：一起是发生在杭州的飙车撞人案，另一起是深圳机场女清洁工梁丽涉嫌盗窃案。这两起事件，舆论的态度看似截然相反：对于撞人的飙车青年胡斌，许多人认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对于梁丽，虽然涉案金额巨大，人们仍然坚信她是无辜的。实际上，两种声音所体现的问题意识是一样的，这就是对公检法部门能否依法公正办案表示不信任。

　　从权力来源角度看，舆论当然有权利质疑公权力部门的任何行为，公权力部门也必须正面看待和回应质疑，向公众证明自身行为的合法性。从根本上说，公众和公权力部门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追求真相，伸张正义。所以，公权力部门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倾听民意，甚或摆出一副对立的架势。

　　话说回来，公权力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但这是通过一整套政治程序来完成授权的。舆论的声音反映了一定的民意，但并不直接等同于全部民意，更不意味着舆论的声音一定完全正确。那么，在舆论和公权力之间，判定是非的标准就在于法律。舆论和公权力都应无条件地尊重法律，服从法律的判决。说得更明白一些，倘若把舆论看作民主的一种表现方式，它的边界就在于不能越过法律；同样的，公权力部门既要倾听民意，接受舆论的监督，在权力运作过程中更要依法行使权力，不能偏离法律的轨道。

　　具体来看飙车撞人案。公众对当地有关部门的质疑不无道理。这主要是因为，当地交警部门刚开始的执法程序确实存在漏洞。最明显的就是没有当场对胡斌进行刑事拘留。还有，交警部门在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关于“70码”的说法即便仅是对肇事者口供的客观描述，也有失严谨，并不妥当。但是，人们对胡斌的“阔少”想象，以及在这基础上形成的固定思维，却也不尽客观。事实也证明，胡斌的父母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那种富豪，而不过是在批发市场卖服装的小老板。对这一案件最该关注的在于当地公安部门能否依法秉公办案，而不在于肇事者的身份。

　　这在梁丽涉嫌盗窃案中，同样表现得一清二楚。如果说“富家子弟一定不是好东西”已经成了一部分人的偏见，“只要贫弱者一定是好人”同样也是一种简单逻辑。很简单，贫弱者难道就不会一时糊涂吗？现有的证据表明，梁丽恰恰很可能就是在巨额财物面前犯迷糊了。深圳警方的侦查，梁丽既有主观上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动机，也在客观上实施了秘密窃取的行为。这再次表明，基于揣测的评判，不仅容易陷入主观臆想，也非舆论表达的理性立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媒体和公众此前的质疑都是错的。相反，应该说正因为两起案子都受到了舆论强烈关注，客观上引起当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进而保证了案件得以公开依法办理。比如飙车撞人案，当交警部门的说法引起普遍质疑后，当地公安机关立即从中吸取教训，坚持每天向社会公布案情进展。在昨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还就“70码”的说法向公众表示道歉。

　　所以，不仅两地公安机关，而且所有公权力部门都应从中看到，认真对待舆论质疑，耐心做好解释工作，坚持依法公开公正办理案件，才能够获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公众也可以从这两起案件得到有益经验，对公权力进行质疑和批评固然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但这种权利不能无所顾忌，乃至以混淆事实、藐视法律为代价。让公众舆论成为推动法治进步的力量，这才是中国法治化、民主化未来的正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