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楯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观察者说

　　5·12汶川地震一周年了。我们应永远记住那些离我们而去的人们———他们不是一个数字，是一个一个的人。在国外常见一块碑、一面墙，镌刻着在那个地方为公众献身的人、殉职的人，在灾难或是战争中死亡的人。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看重人，看重生命的表现。把人、人的生命、人的生存质量和人的尊严放在第一位，作为目标，一切政策、制度设置、规划、行动，都会好起来。

　　在汶川地震后的救灾中，政府、军队、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志愿者、传媒、医生，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人和国际社会、世界公民社会有着空前的合作，人的本性中善的一面得到了充分的彰显。现在，时过境迁，我们是向前走，还是向后退？

　　灾后重建以非常快的速度推进，在这之中，怎样充分考虑灾害发生地原住民中的不同意愿，怎样尽可能保护当地不同民族、村落的不同文化传承，使之不至湮灭？怎样规划人与自然的关系，怎样规划在特定环境下的人类发展，以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使地质的变动，水体的流向，动植物的生存和人类的发展各有空间，且能相安？怎样保护环境，修复生态，改变以往不当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怎样掌控资金、物资的投入，使之能有效、高效地利用，而不致奢靡、浪费或被贪腐者私占、利用？这些，在灾后，继续检验着我们民族的品性和国家制度的优劣。我们应有能力给出一个令我们的后人，令全人类满意的答卷来。

　　我们早已考虑到各种“预案”的制定，考虑到各种物资的储备，考虑到各种先进技术的采用，但真正会造成灾害的，真正考验着我们的，往往是意想不到的情状出现。需要的，是一国国民、一国政府日积月累而成的品性和回应能力。

　　我曾多次讲过：“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灾害，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制度文明、不同的生存(包括生产)方式、不同的民族的品性之下，灾害的形成和灾害所造成的危害是不同的，人们抵御灾害的能力和方式也是不同的。”这话讲得过于“婉转”，使得一些人们往往听不懂。其实，我要说的是：我们的相关制度还有待改进，我们的民族品性还有待提升。启动十七大报告中所说的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全面改革，使国民的一般爱心提炼成具有“公民性”的品性时，我们的国家就将是另一个样子。

　　汶川地震后救灾中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主要在于信息的公开和志愿者、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但时间未久，另一种声音就出来了：志愿者应该“注册”，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需要“规范”。“信息公开”，已由政府立法。表达自由，是公民宪法性的权利。至于中国的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当然不成熟，可问题是，做好事，先要别人认可(通过“注册”)才能做吗？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当然需要“规范”，只是，这种“规范”更应该是在行动中“长成”或者自我“规范”。

　　我们要努力消解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留给我们的遗产的负面作用，警惕发展的路径依赖。今天中国的很多事是要有党政领导系统和公众的两个积极性，甚至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多个积极性，才可能办好的。以“举国之力”办好一两件事，能力富富有余，但要办好所有的事，就需要多方的合作。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群众是“动员”的对象，而在市场经济社会和法治国家，公众是“参与”各类公共事务的主体。十七大报告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道理就在这里。十七大报告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道理也在这里。

　　因此，启动十七大报告提出的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全面改革，改进我们的制度，提升国民的品性使之具有“公民性”，是我们抵御灾害，搞好中国的一切事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