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璟

　　日前，杭州公安部门认定胡斌在杭州“5.7”交通事故中负全责，并以胡斌涉嫌交通肇事罪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对此，遇难者和肇事者的家属目前均没有提出异议。

　　但网络上对此案的议论仍未平息。有网友怀疑“遇难者家属没有异议背后是不是受到压力”，并认为“应以胡斌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请批准逮捕”。在一篇呼吁人们警惕“媒体审判”、“舆论杀人”的文章后面，网友几乎是一边倒地谩骂，质疑作者是“胡斌家雇请的托”。虽然这篇文章不过是说出了法治社会的常识：民愤的归民愤，司法的归司法；民愤可以牢牢占据舆论的阵地，司法也务必牢牢把握法律的公正……

　　不过，一味斥责网民不理性似乎有些“过河拆桥”，因为本质上这跟“一边倒”的网络民意并无差异。所以，探究“一边倒”网络民意如何形成变得必要。笔者认为，飙车案实质上引爆了人们对社会公平和司法公正的深度渴求。

　　改革开放过程中，确有一部分人利用制度漏洞，主要依靠“权力勾结金钱”模式，积累起巨额财富。那么，所谓的“仇富”，其本质是人们痛恨权钱交易，痛恨由此引发的社会不公。在信息不够公开透明、权力缺乏有效制衡的现实下，这种不公带给民众的痛感，尤其深刻。

　　相比之下，被称为“最大的不公”的司法不公，有更让人痛恨的理由。众所周知，司法公正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不能做到司法独立，一旦与权力、金钱狼狈勾结就会失守，占这个国家和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将无法“拨开乌云见青天”。不公越积越多，就会导致“群体性事件”等严重后果。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社会公平还是司法公正，都是“立”难“破”易：公平公正需要长期不懈地坚持，不公则只需要一个不公。一旦出现了不公，哪怕只是非常特殊的个例，人们都会因此对政府部门和司法机构失去信赖，而重建信赖的过程却艰巨而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