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立坚      

　　在本届陆家嘴论坛上，中国金融界最高决策层的领导就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发表了意味深长而又振奋人心的讲演。这次论坛让我们对有关问题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首先，这场全球金融大海啸让中国看到了自身外向型经济的脆弱性和发展失衡的结构性问题。前者表现为，由出口主导和投资拉动的增长动力受到前所未有的制约；后者表现为，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差距严重，我们无法立竿见影地通过刺激内需等有效方法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作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龙头城市，上海也因对出口导向的重工业结构和资金密集型的金融业的依赖，以至于在当前面临国内外市场资金严重不足之时，无法摆脱出口订单减少和资本市场低迷带来的负面冲击。

　　但这些负面冲击也让中国政府和上海市政府思考两个决定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一是创造价值的方式，二是财富管理的方式。显然，今后不断加大的贸易摩擦，以及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所带来的对外人民币增值和对内流动性过剩的压力会让我国经济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经济调整的难度却越来越大。

　　其次，中国要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和管理好自己创造的财富，关键要选择好自己国家的产业定位。一个国家的产业定位决定了这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高低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一般而言，在产业发展的上游，创新、设计和标准是主要特征。在产业发展的中游，将思想转变为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安全的商品是主要目的，大规模生产和制造就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由于这个环节缺乏定价能力，替代性强，价格竞争对市场份额的占有就显得非常重要。对中国而言，无论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明显的成本优势让我们迅速成为全球名列前茅的制造大国。到了产业发展的下游，产品价值的实现和其附加价值的增加是首要任务，物流、营销和金融等都是这个环节最有代表性的行业。这一层次的产业往往具有资金密集型和服务密集型的特点，能否在这样的产业中具有核心竞争力，关键就在于是否拥有良好的制度体系(包括法律、会计、审计、监管、统计、信息披露等方面)和诚信水准以及市场成熟程度。由于这是整个产业价值链中的最后环节，其关涉财富分配的直接和间接的话语权都要高于生产和制造业。

　　今天中国恰恰处在中间环节，无论从财富获取的能力上，还是从产业发展的环境亲和程度上看，我们目前的产业定位是两面受到夹击，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中国政府想改变这样的发展模式，而上海最有能力通过打造自主创新的环境率先让中国的产业结构向高附加价值的品牌和决定标准制定的先进制造业方面升级，也最有希望通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推动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从而能让中国人更有效地管理好自己创造的财富。在现阶段人民币没有完全市场化和人民币资本账户不可兑换的情况下，上海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繁荣，将直接影响到上海先行先试的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的规模和质量。而且，金融、航运和贸易三位一体的发展也是纽约、伦敦国际化成功的经验。

　　第三，根据历史上各国发展的模式，产业配套发展问题也很重要。很多研究资料表明，技术和创新密集型产业往往也需要资金和服务密集型的产业发展作为配套。而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则需要发挥产业体系外的政策保障能力。东亚在高速经济增长的阶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政府限制了要素市场的竞争，通过一定的价格管理，来保证企业的出口价格竞争优势，并维持银行体系稳定的息差收入，以此满足广大消费者对就业和工资增长的切实需求。但是，一旦资本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与资金和服务密集型的产业结合在一起，就会因为后者需要充分的价格弹性而破坏了前者成本稳定和便宜的前提条件。东亚危机让我们意识到了增长模式不匹配的问题。日本政府在本世纪初意识到了金融开放和自由化对标准化制造产业的冲击问题，从而选择了零利率政策来抑制汇率的增值压力，以保证自己制造业出口的竞争优势。

　　所以，今天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传统出口企业会慢慢失去优势。如果为了维持优势，放缓金融产品价格的调整，很可能造成投机资本套利的机会，最后让僵硬的价格机制不得不崩溃，从而很有可能带来今后调整成本巨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1997年到1998年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教训。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