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四倍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就媒体报道的《浙江高考航模加分者被指多来自权势家庭》正式回应：“我们测试的目的不是验证运动员证书的真伪，而是验证其体育水平和运动能力是否达到高考加分的标准。至于加分者的家庭背景并不在我们的验证范围之内。”(5月17日《新京报》)

　　面对“高考航模加分者被指多来自权势家庭”的舆论压力，浙江教育考试院回应称家庭背景不在考察范围。如此迂回地应对舆论策略，让我们看到了什么？一方面似乎承认了不公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把自身的责任巧妙地加以“洗白”——一副无辜的样子。

　　看似有理，实则强词夺理。不考察家庭背景的辩解，在笔者看来，无非是抽空政策立足点的遮羞布，是制度虚化的表现形式。任何制度的尊严都必须得到维护，任何制度的立足点必须得到公正的支撑，任何制度的公信力都是在维护正义的基调中得到实现的。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的错位，笔者以为，所谓不考察家庭背景的辩解，把高考加分政策有意无意之间虚化了，抽空了制度的正义性和道义感。

　　如果说权力、社会关系网络等的介入导致了起点的不平等，那么，这些因素同样也可能操纵着竞争过程中的规则和机会。“高考航模加分者被指多来自权势家庭”表明加分政策成了被权势者玩弄于鼓掌之间，成了肥私的道具，这也充分显现了制度正义性的流失，更说明了制度存在的土壤和空间已经异化。

　　浙江高考航模加分者被指多来自权势家庭，表明加分政策正沦为恶化教育机会不公的工具。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来说，近年来，“假少数民族”、“运动员批量制造”、“假三好学生”等现象的频繁出现都说明了加分政策的沦陷，而主管部门的漠视态度在这样的前提下，意味着什么呢？不是自甘堕落又是什么呢？假如制度的公正性已经被扭曲，假如制度已经成了新的不公正的制造者，对加分政策难道不应该进行这样的省察吗？

　　浙江教育考试院的回应，“家庭背景不在考察范围”，在笔者看来，带给公众的是更大的挫败感和无力感。因为面对权势者对加分政策的寻租性利用，面对加分政策成为新的不公平的制造者，主管部门竟能把自身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让公众丧失对公平的渴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