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盛锋

　　每天、每时、每分、每秒，这个世界总得发生点什么，看似是事物的绝对运动，却在昭示着一个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充满着这样那样、或大或小的矛盾与冲突，这个时代允许公众合理的愤怒，这个时代也允许公众向财富、权力和堕落开炮！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无论从物质财富还是精神财富的层面探析，现在与过去的“饥寒交迫”的岁月不可同日而语，可是蹊跷的是，过去好像大家都生活的有激情，却没有那么多的愤怒。但而今的现实却是截然不同，充斥人们眼球的满是愤怒，一个新闻事件打上“权力、财富、堕落”的标签之后便会迅速衍化成一起起全国性的公共事件，下面笔者以近期发生的一些典型新闻事件为例，试着解构其中到底是什么力量在一次次地“煽动”公众的愤怒？它对现实社会的意义又几何？

　　其一，“杭州飚车案”。神兽“欺实马”(“70码”的谐音得来)横空出世，与“躲猫猫”、“俯合撑”、“打酱油”等组成了本世纪一道别样的讽刺风景线。其中基本的力量博弈清晰可见，肇事者及其家属、受害者及其家属、杭州警方、媒体和网民。如果只是把它当作一次交通安全事故，那么其博弈的维度也就只有前面三者，而不关媒体和网民的事，至少关系不大，因为每天中国的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会发生无数起，媒体和公众无暇顾及。可是当前面三者都出现问题的时候，结果就截然不同了。肇事者是“玩世不恭”的富家子弟，开着豪华跑车，肇事后还与朋友谈笑；受害者却是“阳光上进”的高材生；杭州警方做出违背常识的“70码”车速的草率认定。“富家子弟”、“飚车扰民”、“平民草根”、“权力的不负责任”这些足以掀起舆论风暴的字眼惊动了“媒体和网民”这个力量，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通过对信息的选择将“议程设置”功能发挥到了极致，网络媒体只关注这些字眼，尤以标题党为甚。反过来，公众对此类筛选过的信息保持充分的兴奋，直接的反映便是点击率和排行榜，这样便形成了反向的“议程设置”，即网民对编辑的反作用，媒体更乐意选择和加工这样的新闻，比如5月16日便有“杭州一家三口骑电瓶车被宝马车撞飞”的报道。这是由网络的互动性(亦称2.0时代)决定的。媒体的介入，对各个博弈力量的更丰富的报道，以及在报道力度的选择，把“杭州飚车案”推向公众舆论的风口浪尖，各种各样的结构被运作进来，使得“飚车案”上升为一起公共事件。

　　其二，“罗彩霞事件”。近一段时间，或许与“讽刺”并行的便是“潜规则”了，“三鹿奶粉”事件背后轰动全国的潜规则让人们无法忘记这个世纪的创痛，公众对“潜规则”敏感和愤怒超乎以往的任何时期，于是一个个的潜规则被暴露于阳光之下，当然这一切都还仅是进行时态。罗彩霞、王佳俊、王峥嵘，三人之间的恩怨情仇也许在一阵热议之后，只能是这三方能够刻骨铭心了。“冒名顶替上大学”、“权力有通天本事”种种，公众惊讶之余，也被深藏教育中的黑幕和潜规则一次次地强暴着。又是媒体(此文主要指网络)半路杀出，《中国青年报》记者的报道经网络媒体转载，即又一次上演着公众与权力的博弈大戏。舆论近乎“一边倒”，王峥嵘的“我认识你是你的荣幸”更是让公众对权力的顽暴愤怒不已。传媒，在权力面前又出现了它的影子。

　　其三，“旗袍毕业照”。“大学生”这个字眼在这个时代总那样的刺眼，曾经他们是知识的象征，然而在这个时代中却被一次次地“异化”了，一个“堕落”的标签足以让世人嗤之以鼻。当就业成为大学生问题的时候，社会对大学生期望的碎裂就更甚了。广州大学新闻学院学生拍此毕业留影贴到上网，据其所言动机也很单纯，“每年拍毕业照都穿西方学士袍有点老土，大学生决定搞搞新意思。”纵观事件全过程，明显的三个阶段。最初只是在广州大学的“惠风和畅”论坛上出现，关注很低。然后经《广州日报》等主流媒体报道，事件即被放大，中新网《大学生中式毕业照引口水战 旗袍露大腿被批风尘》一文后，事件更是扩大到了网媒，随着而来的便是“旗袍女”“露腿”“爱国”等五花八门的争论。媒体力量的介入杂和了不同人的角色，不同角色行使各自的话语权，网络组织把关的弱化也让不同力量的同台博弈提供了宽松的环境。最后，一切冷静下来之后，客观冷静的一派占据了博弈的主导方，即认为之前的指责未免太“上纲上线，极度无聊”， 评论普遍表示拍照属于个个人行为，无伤风化。且有言论称大学生身穿旗袍拍照留念是个性化的表现，是自信的表现，没必要大惊小怪，对于个人事件进行上纲上线的讨论没有意义，而且十分可怕，是愚昧和不文明的表现。 传媒，还是传媒！

　　当然，笔者小文只能点到为止，更深层次的挖掘自有学者长篇论述。笔者只想说明一个问题，一条新闻升级为一个公共事件，其背后一个决定性的力量便是传媒，其使用的道具很简单——议程设置。

　　在传播学中著名的“魔弹论”眼里，受众只是一个靶子，总是被动地接收者来自传播者的信息，传播什么就接受什么，而没有思考。但这样的论断在这个时代肯定是没有市场的，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我们面对传媒的时候，由于不同人媒介素养的差异，辨别能力的参差不齐，总被传媒“煽动”着。传媒，在公众的愤怒中俨然起着催化剂之功效，总能其化学反应。

　　在这里，并不是要批判这样的愤怒是不合理的。公众的愤怒的背后，潜藏的是公民自我意识的觉醒。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理论来说，公众“自我实现”的需求日益强烈，这是其他需求满足之后的最高层次的需求。然而，在实现自我的道路上，公众发现路上横着的是众多的绊脚石，比如财富、权力，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在大转型期的中国，矛盾的产生是必然的，也正是这些矛盾形成了社会进步的原生动力。进步就是在揭露矛盾，解决矛盾中产生的。

　　所以，笔者始终坚持的一个观点是，传媒尤其是网络媒体的迅速壮大，为社会的辩论搭建了一个公共平台，其本身也是社会中的一种力量。因而，在坚持客观公正的前提下，传媒的“煽动性”及其放大的公众愤怒同样是一把利剑，尽管剑术不甚高明，但一定是刺中要害，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的剑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