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擎(武汉 媒体人)

　　陕西省汉中市政府新闻办公室6月1日通报了近期发生狂犬病疫情的情况，汉中市目前已有8人发病死亡，仍有2名疑似病例住院治疗，在一个月内已捕杀野犬和流浪犬只2万余只。重灾区洋县否认了全城无犬的说法，并由财政拨款50万买狗链。

　　当地政府解释疫情的严重性和杀狗的紧迫性，而媒体和公众群情激昂，不乏过激言词。媒体报道称洋县已成全国网民众矢之的，一个县城被这样“打包”报道，具有某种放大效果，从旁观者的视角看，杀狗行为引致人道担忧，做法太过残忍，方式显得陈旧。

　　值得注意的是，洋县是重灾区，那里的人们有什么想法，我们并不太清楚，似乎也不太关心。可是他们是生活在当地的主体，是利害相关人。毫无疑问，当地民众会有自己的意见，赞成、反对、中立，可能都会存在，这些意见并不因循某种大的道理，而很可能是各人坚持了与自己的生活高度相关的意见表达。

　　就目前来看，杀狗事件已是当地的一个公共事件。杀，不杀，抑或是其他措施，其实都进入地方公共治理的格局之内。

　　公共生活是社会性的，公共治理是开放性的。就杀狗事件而言，狂犬病疫情在地方出现，政府希望以行动证明自己的责任，但行动不为人们所认可，或者说遭遇很多人的质疑，应被视为公共治理环节出了问题。杀与不杀，当地民众两面对峙，加上外部舆论指责，政府实则陷入被动境地，不同利益群体无法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共识程度和合作能力，在当地还没有成为公共治理的重要资源和力量。

　　公共生活私人化，私人生活公共化，这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应当承认养狗是一种自由，但一旦这种行为进入公共空间，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遵守相关规范，甚至接受法律约束，这是公共治理的基础，也是公民自治的基本要求。公共治理不是哪一方所能单独完成的，而是各方协商配合的结果。养狗的自由，不养狗的要求，杀的执着，不杀的怜悯，政府的管理与服务，并不一定要成为相互抵触的力量，也并不一定以战胜他方为目标方向。诉求或有不同，冲突或难避免，但以交流、协商、妥协的形式求取公民责任、政府责任的平衡，不只是杀狗问题，很多公共治理中的问题都将有解决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