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士兵

　　今年高考期间，吉林松原兜售作弊器材现象极其严重，经营已经成规模化、网络化、组织化：一些高三教师也公然倒卖作弊器材，牟取暴利；在松原，花钱买通监考老师和同一考场的其他考生，集体抄袭试卷的“买场”现象非常盛行；高考现场甚至出现考生试卷被抢走抄袭的事件，而对考场上的舞弊行为，监考老师则称“不敢太深管”，因为担心报复。

　　可以说，吉林松原高考集体舞弊事件，较之以前的广东电白、湖南嘉禾、河南濮阳等地区发生的同类事件，在规模与影响方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高考舞弊，无疑打着强烈的产业化与黑恶化的烙印。这样的高考集体舞弊形态，也寓示着当前治理高考舞弊正在陷于某种“囚徒困境”——关系到底线公平的高考必须治理；然而，现实却始终呈现治理乏力的状态。

　　当前高考舞弊到底可能进入怎样的情境，似乎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了。前些天，罗彩霞事件已经向公众展示了一个跨地域、跨系统作案的高考舞弊案例，情节那样离奇，影响那般恶劣，涉案人那样嚣张。从一个人的罗彩霞，到一座小城的吉林松原，都在表明高考作弊标注着这个时代有关公平与法治的强烈尴尬。

　　治理高考作弊的“良方妙策”，这些年开出的实在太多。寄望于道德约束来治理高考舞弊显然是靠不住的。在吉林松原，连高三教师都加入到倒卖作弊器材的大军中了。道德说教者不能律己，又何谈律人呢？很多人把治理高考舞弊的“灵丹妙药”指向《考试法》，认为如果能迅速出台一部对考试舞弊行为进行具体责任界定的法律，通过法律亮剑就能对高考舞弊彻底清肃了。然而，法律从来不是万能的。在高考带来的庞大利益驱动下，法律能否被信仰与执行，要打上大大的问号。事实上，对于吉林松原高考舞弊事件中呈现的产业化、黑恶化作案行为，现实并不缺少对之进行规制的法律文本。

　　治理高考舞弊到底为什么这么难？其实，这背后有两个深刻的社会大背景。一方面，高考本身负载着极其复杂的利益博弈。那一纸高考试卷，包含的，既有考生的个体利益与长远利益，也有学校教育实绩与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绩。围绕着这些利益实现，必然演化出林林总总复杂的博弈；另一方面，高考从来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作为选拔人才的“国考”，它牵动着社会各个部门领域。这注定着，高考的运行，必然受社会整体生态影响。比如权力生态、道德生态、法治生态等等。可以说，一切社会利益的复杂博弈，一切社会法治生态，都可能在高考中聚集。高考也容易成为各种社会问题的集中落点。

　　也就是说，高考舞弊实际上是社会综合治理困境的一种重要表征。依托着这样的思维，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吉林松原的高考舞弊会打着强烈的产业化、组织化、黑恶化的烙印。道理很简单，种种利益博弈的情境早就说明，产业化、垄断化的规模在利益博弈中最容易获得优势地位，带来更大的利益收获。同样，那些监考老师对于考场上公然作弊行为，基于“被报复”的原因，表示“不敢太深管”，或者干脆不管，无疑寓示着当地司法生态本身就存在问题。在部门利益化、权力黑恶化的现实语境下，再去审视这起令人触目惊心的高考集体舞弊事件，就不难找到一切问题的症结了。

　　这就是为什么治理高考舞弊总是陷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尴尬境地的原因。只是把眼睛盯在某种作弊器材上，只是把问题指向某些“个人行为”上，只知道盲目迷信一纸法律的功能与权威，是很难从治理高考舞弊困境中真正走出来的。如果不能在更为广泛的权力系统，在更多利益领域，坚持在民主基础依法行政，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公平博弈，那么，治理高考舞弊就可能永远陷于“囚徒困境”。